司法部


狱内刑事案件立案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令第64号


（2001年3月2日司法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及时打击狱内在押罪犯的又犯罪活动，确保监狱的安全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的有关规定，针对狱内又犯罪活动的特点，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监狱发现罪犯有下列犯罪情形的，应当立案侦查：
（一）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煽动分裂国家案）。
（二）以造谣、诽谤或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
（三）故意放火破坏监狱监管设施、生产设施、生活设施，危害监狱安全的（放火案）。
（四）爆炸破坏监狱监管设施、生产设施、生活设施，危害监狱安全的（爆炸案）。
（五）投毒破坏生活设施，危害监狱安全的（投毒案）。
（六）非法制作、储存或藏匿枪支的（非法制造、储存枪支案）。
（七）以各种手段窃取枪支、弹药、爆炸物的（盗窃枪支、弹药、爆炸物案）。
（八）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的（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案）。
（九）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杀人案）。
（十）过失致人死亡的（过失致人死亡案）。
（十一）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伤害案）。
（十二）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过失致人重伤案）。
（十三）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强奸案）。
（十四）奸淫不满14周岁幼女的（奸淫幼女案）。
（十五）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案）。
（十六）煽动民族分裂、民族歧视，情节严重的（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案）。
（十七）盗窃公私财物，数额在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盗窃数额不足500元至2000元，但一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盗窃案）。
（十八）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诈骗案）。
（十九）抢夺公私财物，数额在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抢夺案）。
（二十）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在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敲诈勒索案）。
（二十一）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破坏生产经营案）。
（二十二）聚众斗殴，情节严重的。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论处（聚众斗殴案）。
（二十三）有下列破坏监管秩序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①殴打监管人员的；②组织其他被监管人员破坏监管秩序的；③聚众闹事，扰乱正常监管秩序的；④殴打、体罚或者指使他人殴打、体罚其他被监管人的（破坏监管秩序案）。
（二十四）狱内在押罪犯以各种方式逃离监狱警戒区域的（脱逃案）。
（二十五）罪犯使用各种暴力手段，聚众逃跑的（暴动越狱案）。
（二十六）罪犯组织、策划、指挥其他罪犯集体逃跑的，或者积极参加集体逃跑的（组织越狱案）。
（二十七）罪犯在服刑期间明知是毒品而非法销售或者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贩卖毒品案）。
（二十八）非法持有鸦片2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1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非法持有毒品案）。
（二十九）为牟取不正当利益，向监狱警察赠送财物，价值人民币2000元以上的（行贿案）。
（三十）以语言、文字、动作或者其它手段，向他人传授实施犯罪的具体经验、技能的（传授犯罪方法案）。
（三十一）其他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
第三条 情节、后果严重的下列案件，列为重大案件：
（一）组织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犯罪集团，情节严重的。
（二）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监狱安全，造成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5000元至30000元的。
（三）非法制造、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
（四）故意杀人致死或致重伤的。
（五）故意伤害他人致死的。
（六）强奸妇女既遂，或者奸淫幼女的。
（七）以挟持人质等暴力手段脱逃，造成人员重伤的。
（八）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情节特别严重的。
（九）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数额在5000元至30000元的。
（十）十人以上聚众斗殴或者聚众斗殴致三名以上罪犯重伤的。
（十一）破坏监管秩序，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
（十二）罪犯三人以上集体脱逃的。
（十三）尚未减刑的死缓犯、无期徒刑犯脱逃的；剩余执行刑期15年以上的罪犯脱逃的；其他被列为重要案犯的罪犯脱逃的。
（十四）暴动越狱的。
（十五）贩卖鸦片200克以上不满1000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10克以上不满50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
（十六）非法持有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
（十七）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认为需要列为重大案件的。
第四条 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下列案件，列为特别重大案件：
（一）组织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犯罪集团，或进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影响恶劣，情节特别严重的。
（二）案件中一次杀死二名以上罪犯，或者重伤四名以上罪犯，或者杀害监狱警察、武装警察、工人及其家属的。
（三）暴动越狱，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者重伤三人以上的，或者影响恶劣的。
（四）盗窃、抢夺、抢劫枪支弹药的。
（五）放火、爆炸、投毒，致死二人以上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000元以上的。
（六）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在30000元以上的。
（七）强奸妇女，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或者轮奸妇女的。
（八）挟持人质，造成人质死亡的。
（九）贩卖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或者其它毒品数量大的。
（十）司法部认为需要列为特别重大案件的。
第五条 本规定中的公私财物价值数额、直接经济损失数额以及毒品数量，可在规定的数额、数量幅度内，执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确定的标准。
第六条 本标准由司法部解释。
第七条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司法部于1987年发布的《司法部关于狱内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同日废止。


2001年3月9日
恢复性司法在国外的实践已经有大约30年的时间，但直到本世纪初的2002年，才译介入我国。不过，这一理论的“本土化实践”进程非常快，从2004年开始，实践中就有了被称为“恢复性司法”的探索。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中，为了贯彻未成年人司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人民法院在审判组织、审判程序和法律适用等方面，也不断进行新的尝试。短短几年的时间，已经有不少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建立了“恢复性司法”的操作规范，正在将实践制度化。

实践中的“恢复性司法”模式主要在于弥补被害人的损害，一方面促成未成年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的损害，另一方面促成未成年被告人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向被害人道歉。这一“恢复性”司法模式其实就是“被害人—犯罪人调解模式”，也可以称为“刑事和解”。笔者并不否认这一实践的重要意义。但必须指出，这种刑事和解模式，在实践中早已有之，很难说就是“恢复性司法”理论的一种中国化实践。

刑事和解模式的产生缘于对被害人利益的重视。传统刑事司法强调犯罪是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侵犯，惩罚犯罪的权力应由国家垄断，而因犯罪蒙受巨大损害的被害人在传统刑事司法中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一般没有收入，赔偿能力十分有限，由他们来承担赔偿责任的可能性更小。很多被害人因为遭受犯罪，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四处上访寻求救济。这无疑给法院带来很大的压力，使他们必须正视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于是，人民法院开始在审判中加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并将积极赔偿作为量刑的重要因素，鼓励被告人及其家属积极赔偿，以解决被害人的救济问题。由此可见，刑事和解是人民法院为了解决传统刑事司法中被害人利益问题一种被动的回应，而非受某种理论影响的主动创造，它仍是在传统的刑事司法中的改革。

恢复性司法是在批判传统刑事司法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模式。传统刑事司法将犯罪归结为个人的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因而要求个人为他的犯罪行为付出代价；同时，由于犯罪对国家利益构成了威胁和侵犯，国家应当垄断刑罚的制裁权力，而不能交由个人行使。正是在这些认识的支配下，才有了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刑事司法原则，如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等。但这种刑事司法模式忽略了不同被告人之间在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差异，更忽略了引发犯罪的社会因素。到了十九世纪，由于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广泛而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大量问世，使人们能够对犯罪的原因进行更为全面的思考，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刑事实证学派”，他们可以充分的利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把人的生理、心理与社会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看作引发犯罪的重要因素，并从另一个视角审视曾经视为罪恶乃至罪孽的犯罪行为。

既然犯罪行为不应视为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要求他们无条件的为犯罪承担一切后果自然并不公平。进入二十世纪后，人们对犯罪的认识更加全面。人们开始认识到罪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受害者，需要全社会帮助而不仅仅作为惩罚和报复的对象。正是在人们认识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一种与以前不同的恢复性刑事司法模式才应运而生。这种模式认为社会对于罪犯的犯罪行为也负有责任，刑罚不能仅着眼于惩罚罪犯和预防犯罪，更应当着眼于发掘罪犯犯罪的原因，恢复因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通过矫正、改造和帮助，使罪犯能够重新回归社会，也使社会秩序和社会公众的心理能够得到平复。

因此，恢复性司法是“一个特定的侵害的相关各方聚集在一起处理和解决该侵害现时所致后果及其未来影响的过程。”对于被告人而言，恢复性司法要调查并分析他犯罪的多方面因素，从源头上消弭各种引发犯罪的因素，通过各种方式促使罪犯认识到犯罪给他人和社会造成的损害，并帮助他回归社会；对于被害人而言，恢复性司法不仅赔偿他们现实的物质损失，还要修复他们因犯罪而带来的内心恐惧、气愤、仇恨等情绪，恢复正常的生活，尽可能与罪犯达成谅解；对于社会而言，重要的是恢复犯罪破坏的社会秩序，修复社会公众对于社会安全的焦虑和恐惧心理，最终接受罪犯回归社会。

基于对恢复性司法模式的上述理解，当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刑事和解”模式在恢复社会关系方面的不足体现为：首先，刑事和解模式认为犯罪主要是侵犯了被害人的私权，这种私权应当优先于国家利益受到保护，因此被害人的利益应当处于刑事司法的核心位置。但犯罪不可能仅仅涉及，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涉及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的问题，将犯罪主要视为被害人和被告人关系遭到破坏的观点模糊了民事侵权和刑事犯罪的区别，动摇了刑事司法存在的根基。其次，刑事和解模式未必能够起到教育未成年被告人的作用。审判程序中的道歉和赔偿有可能成为未成年人为了逃避惩罚而不得已的选项，如此，教育和挽救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再次，刑事和解模式中未成年被告人可能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在刑事和解模式中，和解与否是和量刑轻重联系在一起的，被告人或者他们的父母、辩护人就可能担心不同意和解方案，或者道歉不够深刻而影响量刑，从而在庭审中不敢充分地为自己辩护。最后，刑事和解模式仅仅着眼于恢复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因为犯罪而破坏的关系，完全不涉及被告人和社会公众关系的恢复。

本文并不否认当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司法中被称为“恢复性司法”的刑事和解模式自身的价值，也不否认它确实部分地解决了传统刑事司法的问题。但是，如果要作为一种恢复性司法模式，刑事和解并没有担负起恢复性司法所要实现的功能。我们如果要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实现恢复性司法的价值和目标，就不能仅仅是促成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和解就了事。

首先，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应当更新刑事司法的目的。在恢复性司法中，要立足于预防犯罪。预防犯罪也是传统刑事司法的主要目的，但在未成年人恢复性司法中，预防的方式应当不同。一方面是特殊预防，即要通过恢复性司法模式防止未成年被告人再次犯罪。预防的方式不仅是让未成年被告人切身感受到因为犯罪而丧失自由的痛苦和不便，而且要针对未成年人生活背景进行社会调查，分析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诸多原因，继而针对这些因素尽可能为未成年被告人今后的学习生活创造好的条件，防止他日后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另一方面是一般预防。通过案件的审判，使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社会因素能够得到重视，使那些和本案未成年被告人有同样生活经历的未成年人能够得到父母、学校和社会的帮助和关心，减少他们犯罪的可能。

其次，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同样要重视未成年被害人的利益。发生在未成年人之间的犯罪，对于被告人来说固然是一个悲剧，对于被害人来说更是如此。以往的未成年刑事司法更多的关注在刑事审判中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刑事和解中强调了对被害人物质损害的赔偿，但对于未成年被害人来说，如何消除他们因遭受犯罪而产生的精神损害和心理障碍同样不可忽视。因此，在恢复性司法中，法官应当做更为细致的工作，组织未成年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真诚地进行沟通和协商，既要向未成年被害人介绍被告人犯罪的种种背景因素，又要向未成年被告人介绍被害人遭受的各种损害，必要时应当请社会工作者或心理医生对被害人进行心理干预。

最后，在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中引入恢复性司法，更为关键的是要力求使社会公众能够了解到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原因，能够促使相关的人加入理解、帮助未成年被告人的行列中。尤其是在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结束后，对于没有判处监禁刑罚的，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帮助和矫正力度，采取各方面措施消除引发犯罪的因素，使其能够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中，心情愉快地成长。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