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贵州省农业发展基金管理实施办法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农业发展基金增加农业资金投入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土地开发建设基金管理领导小组两个管理办法的通知》和财政部《关于农业发展基金使用管理的试行办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业发展基金是通过国家财政多渠道筹集的专项资金，其资金来源如下：
（一）耕地占用税地方分成部分的全部；
（二）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地方分成部分的10％；
（三）农林特产税的大部分；
（四）乡镇企业税收（包括产品税、营业税、增值税和工商所得税）比上年增加额的一部分；
（五）向农村个体工商户及农村私营企业征收的税额比上年增加部分中的主要部分；
（六）各级财政视财力情况一次性安排的农业发展专项资金；
（七）经省政府批准的其它资金。
上述第（三）、（四）、（五）项资金的具体比例分别由地、县两级政府决定。地、州（市）确定的比例须报省政府和省农业开发领导小组备案。
第三条 农业发展基金按其资金来源渠道分别由财政、税务部门征集，并按确定的支出预算指标及收入进度，拨存或划转农业发展基金专付。
第四条 农业发展基金的分配，按现行财政体制收支范围划分，分级掌握，成立了农业开发领导小组的，由领导小组掌握分配；未成立农业开发领导小组的，由同级财政部门商有关部门统筹安排，并报同级政府审定。
第五条 各级财政筹集的农业发展基金，免征能源交通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建立农业发展基金后，各级财政原来用于农业的各项支出，不得减少，农“口”资金支出结构也不得因此而减少用于农业开发的比重。
第六条 农业发展基金的使用原则：以增加粮、油、肉等产品总量，增加农业发展后劲为主要目标；以改造中低产田土、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生态建设、推广农业科技成果为主要内容；因地制宜，综合开发；择优投入，集中使用；开发一片，成效一片；民办公助，有偿扶持和无偿支援
相结合。对仅有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非经营性项目，原则上实行无偿支援；对于有直接经济效益的生产经营性项目，原则上实行有偿扶持，定期收回；对既有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又有直接经济效益的项目，视其经济收入高低，确定有偿和无偿基金投放的比例。回收的资金，仍作农业发展
基金周转使用。
第七条 农业发展基金的使用范围如下：
（一）开垦、整治宜农荒地，改造中低产田土补助费；
（二）农田水利建设（包括打井、修建小水窖和小型水利设施、渠道防渗、排灌、抗旱设施等）和水土保持工程补助费；
（三）建设农田防护林、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适当安排速生丰产林和薪炭林的种子、苗木和苗圃生产设施补助费；
（四）推广农、林、水及农业机械新科技成果的技术培训、试验、示范的补助费；
（五）培育优良品种必须的生产设施建设、良种试验、示范补助费；
（六）改良草场的机械作业和种子补助费；
（七）利用银行贷款（包括世界银行贷款）进行农业开发的贴息补助。
第八条 农业发展基金严禁用于下列各项支出：
（一）新建大中型水库和江河防洪工程及水电站投资，以及解决城市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为主的水利工程建设投资；
（二）农“口”各系统场、站、所、“中心”、“公司”等的投资；
（三）修建楼堂馆所等非生产性建设支出；
（四）任何单位的机构、人员经费；
（五）企业和公司的流动资金（包括储备资金），股金和亏损补贴；
（六）支农工业和乡镇企业投资；
（七）各种价格补贴；
（八）农副产品深加工投资；
（九）应由正常的基建投资，事业费和其它经费安排的支出；
（十）弥补各级财政赤字。
第九条 农业发展基金一律实行项目管理，不搞切块分配，按照国家土地开发建设基金管理领导小组规定的立项原则和程序、编制项目建议书和设计任务书，经省政府和省农业综合开发领导小组批准后组织实施。未按程序批准的项目，财政部门一律不予拨款。
第十条 项目一经批准，承担项目的单位或部门，必须按批准设计任务书编制年度和季度的用款计划，财政部门按计划拨付资金，没有计划和超过预算的，财政部门不予拨款。并加强财政财务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第十一条 每个项目都必须实行独立核算。核算项目的费用支出和物料收支、结余数额，一个项目有多种资金来源的，可以分别报帐但必须统一核算。项目完成坚持竣工验收，验收合格的，才能办理和批准竣工决算。
第十二条 农业发展基金是财政用于发展农业的资金，由各级财政部门纳入预算列收列支、实行专项资金管理，在各级农业银行建立专户统筹安排。
第十三条 农业发展基金实行先筹后用、量入为出、先收后支的原则。按财政体制实行分级管理，按规定编制年度预算和决算。收入按资金来源分别反映在国家预算有关收入科目。按收入入库进度拨款，支出在国家预算支出科目“农业发展专项资金”款中反映。年终结余，结转下年，
继续使用。
第十四条 农业发展基金的安排使用，必须按照国家财务制度的规定，由主管部门及受援单位编报年度预决算，月报、季报，各级财政部门根据本地区各单位的基金财务年度预决算，月报、季报，逐级汇总上报省农业开发领导小组和省财政厅，同时抄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第十五条 省级无偿补助各地的资金，列入各地预决算；有偿扶持各地的资金，列入省级预决算。不论有偿或无偿的资金各级财政都要加强监督管理。
第十六条 省财政有偿扶持的资金（一般占50％），由各地、州（市）财政统借统还，统一管理，按签订的合同规定或协议指定的还款期限及时足额归还。到期不还的，由省财政从应拨给各地的农“口”专款中扣还，同时不考虑上新项目，扣款方法为直接通过预算划转拨存省级农业
发展基金帐户，同时通知各地财政和用款单位。
第十七条 省农业发展基金安排的项目，地、县要按比例（即：省50％，地、县50％）匹配资金。匹配资金不落实的地、县，省级财政不予拨款。各级的匹配资金来源于筹集的农业发展基金，各级申请无偿补助的项目，须经同级政府或农业开发领导小组同意，财政部门签证，匹配
资金有保证方可上报，否则不予立项。
第十八条 各级政府要支持财政部门加强农业发展基金的预算管理和财务监督，严格执行各项财务规章制度。各级监察、审计、银行等部门要协助财政部门共同做好农业发展基金使用、监督工作。各有关部门都要在各自主管的业务范围（包括资金配套、物资供应、技术支援等）积极支
持农业综合开发工作。项目完成后，要根据项目批准时（或合同）要求达到的各项指标，组织有关部门进行验收。
第十九条 各地县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报省农业开发领导小组备案，同时抄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从发布之日起执行。



1990年5月19日
对“危险犯属于犯罪既遂形态”通说的质疑

纪揆


危险犯作为近代刑法的一个新课题，自从其理论提出至今，对于危险犯这一概念，学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并且在某些问题上分歧较大。但在我国，自从危险犯这一理论于上世纪80年代末传入以来，便与犯罪既遂形态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关于危险犯的其他问题争论的如何激烈，危险犯属于犯罪既遂形态这一理论均为各方学者所接受，以至于各高校的刑法教科书几乎千篇一律的采用这一观点。但如果从理论角度并结合实例，我们不禁会问危险犯难道就是既遂犯，不存在别的犯罪形态了吗？
一、 通说观点及其依据
目前，我们刑法学界的通说认为，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危险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严重结果尚未发生，即构成既遂的犯罪” ，或者更为简洁的称之为“以行为人实施的危险行为造成的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险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 。根据这一理论，危险犯理所当然的与行为犯、结果犯一道被认定为既遂犯了。
通说所持理由主要在于：第一，凡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都是以既遂为标本的 。因此，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就在于行为人的行为是否齐备了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全部犯罪构成要件，就危险犯而言，只要该行为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危险状态就已经满足了刑法分则规定此类犯罪所需的全部构成要件，就已经成立犯罪既遂。因而危险犯属于既遂犯。第二，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之所以是以既遂为标本的，是因为：刑法总则中已明文规定对犯罪未遂可以比照犯罪既遂从轻或减轻处罚，分则条文还有必要为其专门规定独立的法定刑吗？既然刑法分则均有独立的法定刑，这就再清楚不过地从反面证明：刑法分则中规定的犯罪（当然包括各种危险犯、行为犯等）的确不是未遂犯，而是既遂犯。 第三，刑法中大多数危险犯是由实害犯的未遂犯转化而来，而立法者之所以将这些本属于未遂形态的犯罪提升为犯罪既遂，并在刑法分则中单列出来作为一类犯罪，原因就在于这些犯罪具有特别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只有将其犯罪既遂的标准提前到犯罪的实行阶段，才能给予其严厉的打击。
二、 对通说的质疑
笔者认为通说的观点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依通说观点，即假设危险犯都属于犯罪的既遂状态，那么就是否定了危险犯存在中止和未遂形态。可是，笔者就此产生了质疑。先以一个案例开始 ：
某案中刘某为打一把刀片，将一根长44厘米，粗2. 5厘米的铁棒用钢丝绳捆绑在京广线铁轨一侧，想用火车把棒压扁。他已经将铁棒捆绑一半时，突然被巡逻人员发现而抓获。根据有关部门科学鉴定，刘某如将铁棒捆牢后确实存在使火车倾覆、毁坏危险 。
分析这一案例，我们很清楚的发现，若刘某将铁棒捆绑完毕，毫无疑问，出现了法定危险状态，依刑法分则116条破坏交通工具罪论处，但事实并非如此，虽刘某已经开始着手犯罪，但由于被巡逻人员抓获而未完成，依据刑法关于犯罪既遂与未遂形态的认定，刘某不具备全部的犯罪构成要件，应属于未遂形态。这就出现了矛盾：一方面，此类犯罪属于危险犯，理论上应属于既遂犯，另一方面，又由于犯罪构成要件不全而处于未遂的形态之中。对于这样的犯罪不定为危险犯的未遂形态对刘某公平吗？同样道理，既然存在危险犯的未遂形态，那么若犯罪行为人自动停止其犯罪活动，或者自动有效的防止危险结果的发生，就一定存在危险犯的中止犯了。
仅从这个案例，就可以看出通说观点的确是存在问题的，在此，笔者对通说理由的评析如下：
第一，如果说在一些外国的刑法中，其刑法分则关于各种具体犯罪的规定的确是以既遂犯为模式构建的话，在我国刑法中，“凡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都是既遂为标本的”这个结论却不成立。因为在一些外国刑法中，是以处罚既遂为原则，处罚未遂为例外的。我国则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其一，我国新刑法总则中关于犯罪未遂等的处罚规定原则上适用于各种犯罪，这其中也包括危险犯，并且处罚未遂犯也不以刑法规定条文为限；其二，就分则而言，对各种犯罪规定的法定刑刑幅较大，可以适用各种形态的犯罪。可见，此观点之所以错误，显然是因为只是简单的移植了某些外国的刑法理论的结论，但未做深入分析所致。
第二，尽管刑法分则将危险犯用单列的条文形式加以规定并设置了独立的法定刑，但也不能由此就认定危险犯就属于既遂犯。因为，刑法总则虽然规定对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但并未强调说对未遂犯，就不能专门规定独立的法定刑。其实，当刑法需要强调对某种未遂犯特别处罚的时候，完全可以规定比按既遂犯从宽处理时所处罚的更重的独立法定刑。这样规定的必要性和优点在于：它杜绝了对此类未遂犯作更大减轻处罚的可能。
第三，众所周知，危险犯与实害犯相对，两者是从处罚根据的不同对犯罪所作的一种分类。其中，“把被保护的法益受到侵害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称为侵害犯，不是把发生侵害法益的现实作为处罚的依据，而是把发生危害的危险状态作为处罚依据的犯罪叫危险犯”。 显然，不能因为两种犯罪处罚的根据不同就认定两者构成既遂的标准不同。否则，“处罚依据”岂不成了“区分既未遂标准”的代名词？既然“危险犯”一词仅仅意味着它与“实害犯”的处罚根据不同而已，并非指两种不同的既遂形态。换言之，并不意味着危险犯就是既遂犯。
三、笔者观点
笔者以为在危险犯是否存在未遂形态和中止形态的问题上，最为敏感也最为关键的，莫过于对通说中既遂形态的构成要件“法定危险状态”的理解了，那么，对这个所谓的“法定危险状态”的认识，关系到危险犯是否均是既遂犯的核心。笔者认为“法定危险状态”具有以下特征：
1．危险状态是客观存在的而非拟制或臆测的，且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实害结果。危险状态是危险行为对客体所造成的实际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这种现实可能性是客观事物联系、发展中合乎规律的趋向，是一定条件下的不可避免，是一种客观存在。人们可以依据具体的事实，根据一定的经验法则通过判断推理将事实描述出来。也即是一旦这样的危害行为出现，虽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发生，但这样行为的出现，势必存在发生实际损害的趋势。如果放任这种趋势发生下去，很可能会造成某种实际损害结果的发生。法律为了防患于未然，避免这种实际损害结果的发生，才把引起这种实际损害结果最终发生之前的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构成犯罪的必要要件，因而才有了危险犯这一类犯罪。由此可以看出，危险状态是对于实害结果而言的，没有实害结果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实际性的损害，便无危险状态可言。因此，有危险状态便存在与之相实害结果，这也是危险犯之所以能够在刑法中得以确立的依据。
2．危险状态是一种对刑法保护的社会关系产生的足以发生一定实际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这种现实可能性也即是危险行为对客体造成了现实的危险，尽管尚未使客体发生变化，但已经预示着向实害结果发展的必然趋势。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可能性，立法者才将这种对刑法保护社会关系的侵害的未遂状态作为一种独立的结果形态设置与危险犯的既遂要件中，即以危险状态的出现指示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已经达到了危险犯既遂所必需的程度。而对于危险犯这类犯罪对刑法保护社会关系侵害的认定，显然单纯从危害行为本身是无法找到答案的，只有联系一定的结果才能找到社会关系受侵害的依据。因而，我国有学者认为，危险结果是危险犯最重要的特点，在于给一定的客体造成了实际的损害，如果客体没有受到一定的损害，便不能说行为具有危害结果 。言下之意，危险状态只是预示着向实害结果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实害结果毕竟尚处于可能性阶段而尚未转化为现实。因而危险状态只是一种对社会关系造成实际损害的现实可能性，而非现实侵害性。
通过上面对危险状态特点的论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也即危险状态一定对应有危害结果，但危险状态又并非危害结果，而只是向危险结果发展的一种趋势。并且危险犯中的危害结果，不同于实害犯中的危害结果，实际的危害结果一经造成，就不可能再弥补，这如同死不能复生一样，而法定的危险状态形成后，却是可以有效解除的 。通说把这样一种并非不可改变的趋势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准，似乎对犯罪行为人有失公平，也岂不是阻碍了犯罪人弃恶从善之途。因此依笔者所见，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志已经不适应刑法的发展，应该对危险犯的既遂与未遂重新划分标准。笔者建议应该把危险犯既遂的标准向后延伸，即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为界限，从犯罪着手至危险状态的出现之间的阶段存在犯罪未遂，从犯罪预备至危险状态的出现的阶段存在犯罪中止，而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害结果发生之前，在危险行为的发展趋势为犯罪行为人所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存在犯罪中止。若危险行为的发展趋势超出犯罪行为人所有效控制的范围，无论危害结果出现与否，均构成危险犯既遂。
对于危险犯的未遂犯的理解，由于未遂犯是一种未完成的形态，按照通说，其判断标准是“犯罪构成完备说”，即未遂犯虽然已着手实行犯罪，但犯罪构成尚未齐备，对危险犯而言，犯罪构成齐备的标志是出现法定危险状态。而危险犯中的危险行为着手与犯罪状态的出现是不可能同步的，之间总是会或长或短地有段距离。因此，当危险行为着手后，法定危险状态出现之前，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被迫停止犯罪的，就会形成危险犯犯罪未遂。如有学者说：“危险犯的既遂虽不同于实害犯，但与行为犯也不无区别，并不以法定行为着手实行或实行终了为既遂标准，……因此，笔者同意危险犯存在未遂的说法。”
对于危险犯的中止犯的理解，首先要搞清楚危险犯中止犯的实质，即在危险犯行为过程中，行为人自动停止其犯罪行为，或者自动有效的防止了危险结果的发生的一种危险犯犯罪形态。其次明确危险犯中止犯成立应具备的条件，若成立危险犯的中止犯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时间性条件，我国刑法中止犯的时间性条件是在“犯罪过程中”，对于这个犯罪过程，笔者认为应是指“犯罪预备行为开始之后，危害结果发生之前” 且笔者也同意学界在犯意表示阶段和犯罪既遂之后不可能存在犯罪中止的观点。（二）自动性条件，指犯罪行为人在确信能够将危险行为进行到底的情况下，基于本人的意志决定而停止犯罪的行为或主动防止危险结果的发生，这种自动性的主观内容是犯罪人自愿抛弃危险犯的犯罪意图，其客观表现为自动终止危险犯的继续进行，或者积极防止危险结果的发生。（三）有效性，指危险犯行为人彻底抛弃了犯罪意图，停止犯罪行为，或者有效的防止了危险结果的发生。这种有效性意味着：犯罪人主观上真正抛弃了某种危险犯的犯罪意图，客观上彻底中止了危险行为，或者事实上阻止了特定危险结果的发生。
对于危险状态出现之前的中止只要在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就可以成立危险犯中止犯，由于这种情况比较简单，本文在此就不多阐述。对于本文提出的第二种情况，即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害结果发生之前，在危险行为的发展趋势为犯罪行为人所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存在犯罪中止的说法，由于笔者不认为应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志，且危险状态的出现与危险结果的出现不可能同步，在其间，就存在有中止的可能。因而笔者主张将危险犯犯罪既遂的标准后移。危险犯犯罪行为人在实施了危害行为之后，使行为出现了向危险结果发展的趋势，在一定条件下，达到了法定的危险状态，进而超过法定危险状态，向危险犯的犯罪意图出现危险结果方向继续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即在出现危险状态后至危险结果发生之前，犯罪行为人对这个趋势并非是毫无影响力的，笔者认为，犯罪行为人通过自身的努力，使该行为发展的趋势在行为人的控制之中，是有可能避免出现这样的危险结果的，从而满足上面形成中止犯的三个条件的。
笔者认为， 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害结果发生之前，存在以下六种情况：
（一）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若危害行为的发展趋势已经脱离了犯罪行为人的有效控制的范围，毫无疑问，此时犯罪行为人已经无法掌握行为的发展趋势，无法有效的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则危险犯既遂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为犯罪既遂标志。如前文的案例，若刘某捆绑完毕，出现了法定危险状态后，离开了铁路并且逃逸，那么我们对危险犯既遂的标准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为标志。
（二）犯罪行为人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范围之内，如果犯罪行为人在此时间范围之内掌握危害行为发展的趋势并可以有效的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则以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志。如前文的案例，若刘某捆绑完毕，出现了法定危险状态后，刘某并未离开，而是在铁路旁等候，假设刘某需要10分钟才能将铁棒卸下，则在火车到来10分钟之前，将铁棒从铁轨之上卸下，则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从而形成危险犯的中止犯。则以火车到来10分钟之前这一时间点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志。
（三）犯罪行为人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暂时失去了对危害行为发展趋势的有效控制，但是在危险结果出现之前的某一时间点又恢复了对危害行为发展趋势的有效控制从这一时间点至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之前的另一时间点之间，犯罪行为人对危害行为发展趋势存在有效控制，则以后一时间点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准。如前文的案例，若刘某捆绑完毕，出现了法定危险状态后，犯罪行为人暂时离开，但过了一会，又回到铁轨旁，并且在离开的这段时间内未出现危险结果，刘某在火车到来10分钟之前，将铁棒从铁轨之上卸下，则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从而形成危险犯的中止犯。若在离开的时间内出现危险结果，则同情况（一），以危险状态的出现作为危险犯犯罪既遂的标志。
（四）犯罪行为人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暂时失去了对危害行为发展趋势的有效控制，但是在危险结果出现之前的某一时间点又恢复了对危害行为发展趋势的有效控制，从这一时间点直至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的范围内，犯罪行为人掌握危害行为发展的趋势并可以有效的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则以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作为危险犯犯罪既遂的标志。例如案例中，刘某捆绑完毕后，需10钟才能将铁棒卸下，刘某在火车到来前10分钟之前的任意一时间，开始进行拆卸，即可以形成中止。危险犯犯罪既遂就以火车到来前10分钟作为标志。
（五）犯罪行为人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的范围内，犯罪行为人掌握危害行为发展的趋势并可以有效的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则以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作为危险犯既遂的标志。
（六）犯罪行为人在危险状态出现之后直至危险结果出现之前那一可能有效避免了危险结果的出现时间点的范围内，出现了若干个掌握危害行为发展的趋势并可以有效的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的时间范围。则以最后一个时间范围的后一个时间点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志。
笔者认为如果以这样的方法来划分危险犯的停止形态，有利于防止危险结果的发生，尽可能的鼓励犯罪分子及时悔改，起到引导犯罪分子及时中止犯罪的作用，与刑法中规定危险犯的意图即避免危险结果的发生有异曲同工的作用。

参考文献

高铭暄：《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页。
赵秉志：《刑法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89页。
高铭暄：《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页。
侯国云：《对传统犯罪既遂定义的异议》，《法律科学》1997年第3期。
本案例来源于鲜铁可：《新刑法中的危险犯》，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侯国云：《对传统犯罪既遂定义的异议》，《法律科学》1997年第3期。
（日）山口厚：《危险犯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王勇：《定罪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叶高峰主编：《危害公共安全罪新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
喻伟主编：《刑法学专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赵廷光主编：《中国刑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