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政府


成都市女职工劳动保护实施办法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６日成都市人民政府第３２号令发布）


　　第一条　为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减少和解决女职工在劳动和工作（以下简称劳动）中因生理特点造成的特殊困难，保护其健康，充分发挥女职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国务院一九八八年发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成都市行政区域内企业、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女职工的劳动保护。


　　第三条　市劳动局是本市女职工劳动保护的主管机关，负责对全市女职工的劳动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市卫生局、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市总工会、妇女联合会应协同市劳动局对本办法的执行进行监督。


　　第四条　凡适合妇女从事劳动的工种或者岗位，用工单位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招用女职工，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第五条　各单位应把加强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确定一名领导同志负责，并根据女职工的生理特点和所从事工作的职业特点，采取下列劳动保健措施，搞好本单位女职工的劳动保护工作。
　　（一）女职工在一百人以上的单位，应设置女职工卫生室；女职工在四十至一百人的单位，应设置简易的温水箱及冲洗器。
　　（二）女职工较多的单位，可根据本单位实际，以自办或联办的形式，建立专人管理的孕妇休息室、哺乳室和婴儿室、托儿所或幼儿园。


　　第六条　各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基本建设工程项目，要按照国家卫生部、建委、计委、经委、劳动总局联合发布的《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规定，做到女职工劳动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施工、投产。


　　第七条　女职工禁忌从事下列范围的劳动：
　　（一）矿山井下作业；
　　（二）森林业伐木、归楞及流放作业；
　　（三）国家标准局一九八三年发布的《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第１Ｖ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
　　（四）建筑业脚手架的组装和拆除作业，以及电力、电信行业的高处架线作业；
　　（五）连续负重（指每小时负重次数在六次以上）每次超过二十公斤，间断负重每次超过二十五公斤的作业。


　　第八条　女职工在月经期间，单位不得安排从事下列范围的劳动：
　　（一）在食品冷冻库内或在冷水中进行的作业；
　　（二）《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第Ⅲ级以上（含Ⅲ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
　　（三）国家标准局一九八三年发布的《高处作业分级》标准中第１１级以上（含１１级）的高处作业。


　　第九条　已婚待孕女职工不得在铅、汞、苯、镉等有毒物质作业场所，从事国家技术监督局一九九０年发布的《有毒作业分级》标准中第三级、第四级毒物危害程度的作业。


　　第十条　女职工怀孕期间不得从容下列范围的劳动：
　　（一）作业场所空气中含铅及其化合物、汞及其化合物、苯、镉、铍、砷、氰化物、氮氧化物、一氮化碳、二硫化碳、氯、己内酰胺、氯丁二烯、氯乙烯、环氧乙烷、苯胺、甲醛等有毒物质，其浓度超过《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规定的作业；
　　（二）制药行业中从事抗癌药物及己烯雌酚生产的作业；
　　（三）作业场所放射性物质超过国家计委、建委、科委、卫生部联合发布的《放射防护规定》中规定剂量的作业；
　　（四）人力进行的土方和石方作业；
　　（五）《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标准中第Ⅲ级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
　　（六）操作风钻、捣固机、进行锻造及驾驶拖拉机等伴有全身强烈振动的作业；
　　（七）工作中需要频繁弯腰、攀高、下蹲并直接影响胎儿正常发育和安全的作业；
　　（八）《高处作业分级》标准中所规定的高处作业。


　　第十一条　女职工在怀孕期间，单位不得在正常劳动日以外延长劳动时间；对不胜任原劳动或者怀孕反应特别重的女职工，单位应当根据县级以上（含县级，下同）医疗单位的证明，予以减轻劳动量、安排能胜任的其他劳动，或者安排休息。
　　怀孕的女职工，应按有关规定进行产前检查。如确需在劳动时间进行产前检查的，应算作劳动时间。


　　第十二条　怀孕七个月以上（含七个月，下同）的女职工，不得安排自当日２２时至次日６日之间的劳动；在劳动时间内应每天给予工间休息一小时。对怀孕七个月以上的女司机、女售票员、女纺织挡车工等，应暂时调离原岗位，安排其他不影响孕妇健康的劳动。
　　女职工怀孕七个月至产假前期间，上班确有困难且工作许可的，可由本人申请并经本单位有关负责人同意准予产前离岗休息。产前离岗休息期间的工资，除酌减奖金外的其余部分照发。


　　第十三条　对符合《四川省计划生育条例》规定休产假的女职工，其产假按下列情况分别确定：
　　（一）正常分娩者，给予产假九十天，其中产前休息十五天，产后休息七十五天。
　　（二）提前分娩者，给予产假九十天；超期分娩者，保证产后休息七十五天。
　　（三）难产者增加产假十五天；多胞胎生育者，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产假十五天。
　　（四）年满二十四周岁以上（含二十四周岁）生育的女职工，除享受国务院《规定》中规定的九十天产假外，另增产假二十天。
　　（五）以纯母乳喂养婴儿的女职工，其产假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女职工怀孕不满四个月流产者，应根据县级以上医疗保健单位的意见，给予产假十五天至三十天；怀孕四个月以上（含四个月）流产者，给予产假四十二天。
　　符合本条前一、二款规定享受产假的女职工，其产假期间的工资照发。


　　第十四条　有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女职工，其所在单位应当在每班劳动时间内给予其两次哺乳（含人工喂养，下同）时间，每次三十分钟。多胞胎生育者，每多哺育一个婴儿，每次哺乳时间增加三十分钟。女职工每班劳动时间内的两次哺乳时间，可以合并使用。哺乳时间和在单位内哺乳往返途中的时间，算作劳动时间。


　　第十五条　女职工在哺乳期内上班确有困难且工作许可的，单位可根据本人申请批准离岗哺乳。
　　女职工哺乳婴儿一周岁后，经县经以上医疗或保健机构确诊为体弱儿的，哺乳期可适当延长，但最多不得超过六个月。
　　女职工在离岗哺乳期间，所在单位不得对其降低基本工资。


　　第十六条　女职工在哺乳期间，所在单位不得延长其劳动时间或者安排自当日２２时至次日６时的劳动。


　　第十七条　乳母女职工在哺乳期间，单位不得安排从事下列范围的劳动：
　　（一）本办法第十条中第（一）项、第（五）项规定的作业；
　　（二）作业场所空气中含的锰、氟、溴、甲醇、有机磷化合物、有机氯化合物的浓度超过《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中规定的卫生标准的作业。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不得以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为由，辞退女职工或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第十九条　符合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二款和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产前离岗休息和离岗哺乳的女职工，其假期应算作工龄，并不得因此影响调资升级。


　　第二十条　女职工进行产前检查或分娩时，所需检查费、接生费、手术费、住院费和药费由所在单位负担。


　　第二十一条　单位应安排女职工定期进行妇科检查，每两年至少检查一次，其检查费用由所在单位从医疗经费渠道开支。


　　第二十二条　设置女职工劳动保护设施，其所需经费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表扬或奖励。


　　第二十四条　女职工劳动保护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向所在单位的主管部门或所在地劳动部门提出申诉。受理申诉的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女职工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五条　对违反本办法侵害女职工劳动保护权益的单位负责人及其直接责任人员，其所在单位的主管部门，应按照国务院发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并责令该单位给予被侵害女职工合理的经济补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女职工违反国家有关计划生育规定的，其劳动保护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计划生育规定办理，不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规定的原则也适用于我市机关、团体的女职工保护。


　　第二十七条　市政府各部门和各区（市）、县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办法的规定，结合本系统、本地区实际制定女职工劳动保护的具体贯彻措施。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劳动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死刑在预防经济犯罪中的价值分析

孟琳


　　【摘要】死刑是以剥夺罪犯生命为内容的最严厉的刑罚方法。死刑这一法律概念在理论上的称谓是生命刑，两者在通常情况下可以互称。例如日本学者指出：死刑是剥夺受刑者的生命，永远消除其社会存在的刑罚，因为它使生命丧失，所以也称之为生命刑。生命一旦被剥夺即无可挽回。因此，我国现有刑事政策采取了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政策，对于经济犯罪中的死刑规定尤为如此。然而，死刑的负价值和经济犯罪的负价值能否比较、能否相当，现行刑法对经济犯罪是否有适用死刑的必要？着名的刑罚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说：“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这促使我去研究，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这值得我们重新加以评析。
　　死刑是以剥夺罪犯生命为内容的最严厉的刑罚方法。死刑这一法律概念在理论上的称谓是生命刑，两者在通常情况下可以互称。例如日本学者指出：死刑是剥夺受刑者的生命，永远消除其社会存在的刑罚，因为它使生命丧失，所以也称之为生命刑。 生命一旦被剥夺即无可挽回。因此，我国现有刑事政策采取了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政策，对于经济犯罪中的死刑规定尤为如此。然而，死刑的负价值和经济犯罪的负价值能否比较、能否相当，现行刑法对经济犯罪是否有适用死刑的必要？着名的刑罚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说：“滥施极刑从来没有使人改恶从善。这促使我去研究，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这值得我们重新加以评析。

　　（一）我国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立法回顾与评价

　　我国刑法第43条明确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根据这一死刑适用条件，我国刑法分则仅在15个条文中规定了28种死刑罪名，所涉罪名集中于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犯罪和贪污罪，并且摒弃了将死刑作为绝对确定法定刑的作法，除故意杀人罪外，只是将死刑作为最后适用的制裁手段。这些规定较好地体现了保留死刑但又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也符合当今世界限制和废除死刑的国际潮流。
　
　　但是，刑法典颁布实施不到两年，面对日益猖獗的犯罪浪潮的冲击，我国开展了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专项斗争，不久又将打击锋芒指向严重经济犯罪。为贯彻“依法从重从快”的方针，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81年起，不断通过制定单行刑法（条例、决定、补充规定），对刑法分则进行重大修改和补充，不但增设了许多新罪名，而且加重了对许多犯罪的处罚，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许多犯罪增设了死刑。据统计，自1981年6月至199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24部单行刑法，其中规定有死刑的条文有37条，新增死刑罪名48个。这些新增死刑罪名，除军人违反职责罪外，主要集中在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如果将这些新增死刑罪名和刑法典规定的死刑罪名相加，我国现行刑法实际挂有死刑的罪名多达76个，近乎占现行刑法全部罪名的三分之一。较之刑法典仅在15个条文规定28种死刑罪名。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初期，刑法如此规定是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的。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当我们再次审视经济犯罪死刑的适用时，我们会发现它存在着诸多的不合理性。

　　（二）经济犯罪刑罚体系中适用死刑的评析

　　从我们所界定的经济犯罪的范围来看，现行刑法对上述十三种经济犯罪的最高刑均规定了死刑，而死刑所剥夺的生命权是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利，对于个人基本权利的保护应当优先于社会权益的保护，特别是个人的生命权更应当置于优先位置，无论是经济秩序、公私财产所有权还是公共职务的廉洁性都不能优于个人的生命权利，它们在和人的生命权益相比较，不具有等价性，且犯罪行为所直接侵犯的客体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或一定经济制度，而非人身权或国家安全等其它客体。如果对经济犯罪科以死刑，有贬低人的生命价值之嫌。基于以下理由：

　　1.从刑罚的作用看经济犯罪死刑的价值分析

　　（1）从罪行均衡原则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典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即刑罚一方面要与罪行（由犯罪的主客观事实决定）相适应，另一方面要与刑事责任（由犯罪的主客观事实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决定）相适应。也就是说，刑罚既要与犯罪本身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另一方面要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前一相适应是报应刑的要求，后一相适应是目的刑的要求这就是罪行均衡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体现。这一原则要求刑罚的配置必须符合正当性。即要求刑法所剥夺的犯罪人的权益与犯罪行为所侵犯的权益大致相当。因此，死刑只有适用于所侵犯的权益与死刑所剥夺的权益相似的犯罪才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 邱兴隆教授也提出：“中国刑法应将死刑的适用范围限于所侵犯的权益的价值不低于人的生命价值的犯罪的范围内。具体地说，中国现行刑法中的死刑罪名应该缩减到只限于有致死的结果的暴力犯罪、具有直接导致国家分裂或颠覆的现实危险的危害国家安全罪以及导致战役失败的严重军事犯罪的范围之内。除此以外的死刑都应废除。”

　　（2）从功利主义立场分析

　　功利主义认为对罪犯适用刑罚的着眼点不应是罪犯过去的行为，而应是预防未来犯罪的需要。例如贝卡利亚主张，保护既存的公共利益的需要就是对罪犯适用刑罚的正当根据，国家预防既存公共利益免遭未来犯罪侵害所需要的量，就是适用刑罚的合理限度。这就是说在刑罚上坚持尽可能以“最低的代价”来预防犯罪。经济型犯罪的犯罪意图是获取财产。因此，由经济犯罪的特征所决定，对之适用死刑难以实现刑罚的功利目标。

　　（3）从刑罚的谦抑思想分析

　　刑罚的谦抑性，可以概括为为两方面属性——刑罚的必要性和经济性。刑罚的必要性是指，刑罚作为预防犯罪的阶段，和其他社会调控手段相比是处于消极地位。只有在道德、行政、或经济等手段都不能有效的防止犯罪时，才不得已用之；刑罚的经济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犯罪。根据这一思想，在目前存在多元化的责任方法体系中，刑罚只具有“最后”的价值意义。 理性的立法者首先应考虑的是用刑罚以外的手段（如民事的，行政的）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刑法是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只有当其它手段不能保护法益时，才适用刑法保护。 目前我国的经济犯罪主要是由于不完善的经济政治体制和法律监督体制引起的。因此，与其对此类犯罪主体处以死刑，不如加大力度完善经济政治体制和法律监督体制。

　　（4）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经济分析

　　从提出这一论据的学者指出：一个国家的死刑成本必须大于或等于这个国家从死刑中所获得的收入。这时才能体现这个国家对人的生命的尊重；当一个国家死刑成本的投入小于这个国家从死刑中获得的收益时，意味着这个国家对民众赋予国家的刑罚权的滥用。例如在美国，判处一个死刑罪犯政府平均要花费500万美元。从开始起诉到最后判决，平均是10年。 在我国，这种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们对经济犯罪死刑适用的不足。

　　（5）从人道主义分析

　　刑罚的人道性产生于刑罚与法律价值之一的个人自由的实现关系之中，作为法律价值的个人自由是广义上的个人权利实现的自由，刑罚不能剥夺人最基本的权利，由此死刑不具有人道性。“我们手中操宰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我们经常都被迫需要对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行使权力。财产、自由乃至生命是我们要求行为人为其行为所付出的代价。我们不仅要扪心自问，许许多多性质模糊、结论两可甚至多可的案件经过专家学者门许许多多的争论仍无法求取共识，我们又是凭什么一锤定音而对之生杀予夺呢？细细想来良心上会不寒而栗！” 陈兴良教授曾指出，从应然性上来说，我们应当提出死刑废止的问题，并大力加以弘扬。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作为一名刑法学者，我们应当进行死刑废止论的启蒙。社会文明发展到今天，人道主义已经不允许通过残酷的刑法去追求刑罚的威慑效果，否则就是不正当的

　　2.从实践角度看经济犯罪中的死刑刑罚

　　（1）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遏制作用不强

　　我国从1979 年刑法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大幅度、高速度地增设死刑是重刑主义、死刑万能思想的体现，而以死刑为手段的重刑化立法，虽然在短期内可以遏制犯罪，但最终必然削弱其遏制力。近十余年来，尽管死刑立法一直在增加，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贪污贿赂罪等各类经济犯罪的案发率始终高居不下，新型经济犯罪不断出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不断发生，涉案数额也不断增大。各类经济犯罪案件不但没有明显下降，反而在总体上有所上升，这种刑罚量与犯罪量同步增长的“两高”局面，就足以证明死刑在预防经济犯罪方面的作用并不明显，设置死刑并没有实现我国遏制经济犯罪的初衷。

　　（2）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不符合死刑的发展趋势及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精神。

　　从外国刑法的规定来看，据统计，目前世界上已有11个国家在法律或事实上废除死刑，保留死刑的国家一般都把刑法中的死刑条款限定于危害国家安全和剥夺他人生命的犯罪。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经济犯罪实行死刑的国家。 那些废除死刑的国家经济犯罪并不比我国突出。且在起初废除死刑的时候，犯罪率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