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院报告工作制度的通知

1990年8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
近年来，全国各高级人民法院都比较注意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最高人民法院报告工作。不少高级法院的工作报告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法院工作的实际状况，对最高法院研究工作及问题，提供了依据。但也有的报告情况多、分析少，罗列了很多数字，缺乏典型事例和深入的分析。为了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法院报告工作的制度，经研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请各高级法院在今年十月底前，书面报告本院及本系统前三季度的工作情况。报告内容主要有：
1．审判工作的主要情况。要重点报告今年法院工作的指导思想，着重抓了几项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2．当前法院工作中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有哪些工作亟需进一步改进以及如何改进的建议。
3．今年第四季度的主要工作打算和明年工作的设想。
4．对最高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二、为使法院报告工作制度化，从一九九一年开始，实行半年一小结、全年一总结的报告工作制度，即一月底前书面报告前一年的工作，七月底前书面报告上半年的工作。报告内容可参照本通知第一条的要求。
特此通知，希遵照执行。


　　　　　　　　张某是否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兼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明知”的认定

犯罪嫌疑人张某系个体金银首饰加工匠，从事首饰加工、销售十余年时间。2012年5月4日甲（另案处理）窃得金项链一条、金耳钉一对，后来到犯罪嫌疑人张某处销售，经双方商定，被告人张某以现金400元购得上述二件首饰，经鉴定，该项链、耳钉市场价格为2500余元。
对犯罪嫌疑人张某收购金项链、金耳钉时是否明知该二件首饰为盗窃之物、即是否构成犯罪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某不构成犯罪，尽管收购价格与赃物实际价值存在差价，但因为收购行为系平等的民事关系，张某之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之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张某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向甲收购金首饰，可推定其明知金首饰系盗窃而来的，其仍予以收购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行为。该罪中，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前提条件。此类案件的特殊性在于，在买赃卖赃过程中经常是一对一的，不论是在时间、地点、交易人员上其隐蔽性都很强，在不能获取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仅仅根据被告人口供来认定是很难找到突破口的。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怎样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明知也是一个难点。笔者认为，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中的“明知”的认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行为的时间。即行为人初次见到、接触赃物的时间，如果是在深更半夜，或明知当地刚发生了重大盗窃、抢劫等犯罪案件，尽管行为人矢口否认不知是赃物，也可以认定行为人在主观上对物品的赃物性质是明知的。
第二，行为的地点。如查明收购、转移、销售赃物的地点是在隐秘的地点、偏远地点、本案作案现场附近等，就可以认定为明知是赃物。
第三，物品的价格。一般来说，本犯为使赃物尽快脱手，变成可流通的货币形式，其转手赃物的价格往往相对低于同类物品的市场价格。如果行为人收受物品的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就可作为判断行为人明知赃物的一个因素。
第四，物品的特征。本犯为避人耳目，往往将犯罪所得之物品拆整为零，或者物品被改头换面，或者将新物当旧物甚至废品处理，因而，销售的物品具有上述特征的，往往可以作为认定行为人明知是赃物的一个因素。
第五，合法凭证。即对于大宗或者特殊物品，本犯往往不能提供物品的合法购买、持有凭证（发票等），据此可以作为认定为明知赃物的一个因素。
第六，交易的方式。行为人与本犯商定或事实上在秘密时间或地点交付物品 ,或者交易时本犯与行为人不直接见面交付物品，然后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的。
具体到本案来分析，在犯罪嫌疑人张某收购赃物过程中，存在以下几点：第一、犯罪嫌疑人未向甲索要首饰等购物发票等合法持有手续，没有尽到谨慎审查的义务；第二、本案涉案赃物市场价值为2500余元，而犯罪嫌疑人以低于市场价格几倍的价钱收购，二者价格相差甚远，尤其是犯罪嫌疑人作为一个加工金银首饰十余年的业内人士来说，这样大的差价，张某当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收购首饰来路不正。因此，犯罪嫌疑人张某在明知或者应知该二件首饰为犯罪所得的情况下，还予以低价收购，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景县人民检察院 王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