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人民政府


江西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管理规定
江西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制止乱收费，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以下简称收费票据）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上简称收费单位）在向管理和服务对象实施行政事业性收费时，按有权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开具的收款凭证。
收费票据是收费单位和被收费单位财务收支的法定凭证和会计核算的原始凭证，是财政、物价、审计、税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的依据。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区域内印制、领购、使用、发放、保管及销毁收费票据的行为。
第四条 各级财政部门是收费票据的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责本级收费单位使用收费票据的制定、领购、发放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物价、审计、公安、税务部门以及收费单位的主管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配合财政部门做好收费票据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收费票据的种类及适用范围
第六条 收费票据分为统一（通用）收费票据和专用收费票据两类。
统一收费票据是指能够满足一般收费特点，具有通用性的收费票据；专用收费票据是指统一收费票据不能满足其需要，具有特定格式要求的收费票据，专用收费票据又分定额和非定额两种。
收费票据的具体种类、联数、内容、式样、规格等由省财政部门另行规定。
第七条 收费票据的适用范围是指：不征收营业税的行政性收费、事业性收费和基金（含专项奖金、附加）项目；凡涉及征收营业税的收费和基金项目，均应纳入税务管理，进行税务登记，并使用税务发票。

第三章 收费票据的印制
第八条 收费票据应当由省财政部门指定的印刷企业印制，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印制收费票据。
部分专用收费票据省财政部门可委托地、市财政部门或省级有关主管部门印制。
禁止擅自印制、伪造收费票据。
第九条 中央驻省单位作用中央主管部门按规定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应当由该单位报省财政部门备案。中央主管部门规定收费票据格式和内容，明确由省财政部门印制的，其驻省单位应当向省财政部门提出申请，经审定后，在省财政部门指定的印刷企业印制。
第十条 印制收费票据的印刷企业应当按照省财政部门批准的收费票据名称、式样、数量、联次以及编号等印制。未经省财政部门批准，印制收费票据的企业不得将收费票据印制业务委托、转让给其他企业。
印制收费票据的印刷企业，应当制定收费票据及收费票据监制章的保管措施，并实行专人负责制度，于每年第终将年度收费票据的印制情况汇总报省财政部门。
第十一条 收费票据应当套印“江西省财政厅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监制章”，监制章的形状、规格、印色由省财政部门另行规定。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制作收费票据监制章。

第四章 收费票据的领购
第十二条 领购收费票据的单位应当向同级财政部门提出申请，提供省以上财政、物价部门批准收费的文件、《江西省行政事业性收费许可证》和其他有关证明以及财务印章或者收费专用章的印模，经审核后，发给《江西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领购证》。
收费单位应当由财务部门收费票据专管员凭收费票据领购证和本单位介绍信，向同级财政部门领购收费票据，并按规定交纳工本费。
收费单位所属非独立核算的收费站（点）使用的收费票据，一律到本单位财务部门领取。
中央、国务院各部门驻本省的直属机构及所属单位以及省直各部门驻各地的直属单位，除国家另有规定或省财政部门委托的外，其所需收费票据统一到省财政部门领购。
第十三条 收费票据实行限量领购，财政部门根据收费单位的具体情况核定每次领购数量。
收费单位如需领购新收费票据，应当将上次领购的收费票据存根送发放收费票据的财政部门核查，用量大的单位由财政部门派人集中核查。
第十四条 财政部门应当公布领购收费票据的具体程序和办法，为领购收费票据的单位提供指导和服务。

第五章 收费票据的使用和保管
第十五条 收费单位应当按省以上财政、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向付款方开具收费票据。
第十六条 开具收费票据时，不得娈更收费项目名称和标准，并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联次等如实开具，加盖单位财务印章或者收费专用章。使用电子计算机开具收费票据，应当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监制的微机收费票据，开具后的存根联应当按顺序号装订存册。
第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借、转让、代开收费票据，不得拆本使用收费票据，不得自行扩大专用收费票据的使用范围。
第十八条 对使用不符合本规定的收费票据收费的，被收费单位和个人有权拒付，且不得作为财务报销凭证。禁止无收费票据或者使用作废的收费票据收费。
第十九条 收费单位发生收费项目和标准变更或者机构变更等情况，应当在办理变更手续后的30日内办理收费票据领购证的变更、缴销手续。
收费单位丢失收费票据，应当及时查明查明原因，书面报告发放收费票据的财政部门，并登报声明作废。
第二十条 财政部门和收费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收费票据的内部管理制度。
对已经开具的收费票据存根联、收费票据领购证和收费票据使用登记簿，应当保存5年。保存期满后由使用收费票据的单位造册，报同级财政部门审验后销毁。

第六章 收费票据的稽查
第二十一条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收费票据的稽查工作，建立稽查制度，明确专职人员负责实施。
印制、使用收费票据的单位，应当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资料，不得拒绝、隐瞒。
财政部门收费票据稽查人员进行稽查时，应当出示由省人民政府统一印制颁发的《江西省行政执法证》。
第二十二条 财政部门对收费票据实行年度检查制度，年检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印制、领购、填开、取得和保管收费票据的情况；
（二）凭以报销、记帐的收费票据的合法性；
（三）与收费票据有关的其他凭证、资料。
第二十三条 财政部门可以采取查阅、复制、询问等方式直接对收费票据有关的当事人各方进行调查，也可以组织有关部门对收费单位收费票据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第七章 罚则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收费单位，由财政部门暂停供应其收费票据，责令退还所收款额，并视情节轻重处500元到1000元罚款；对直接责任者，由其主管部门按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一）收费票据使用超出规定范围的；
（二）传借、转让、买卖、代开、涂改、抽底拆本使用、擅自销毁收费票据的；
（三）使用过期或者作废收费票据收费的。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收费单位，由财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视情节轻重处500元至1000元罚款；对直接责任者由其主管部门按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一）遗失收费票据不报的；
（二）不按规定接受收费票据监督检查或者不如实提供有关报表、资料、证件的。
第二十六条 擅自印制、伪造、变造收费票据，擅自制作收费票据监制章的，由财政部门封存、销毁擅自印制、伪造的收费票据、收费票据监制章，并处10000元至30000元罚款。对直接责任者由其主管部门按规定给予行政处分；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承印收费票据的企业未经省财政部门批准，擅自委托、转让收费票据印刷业务或者到外省印制收费票据的，由省财政部门予以封存、销毁擅自印制、伪造的收费票据，不再指定其为印刷票据的企业，并处5000元至10000元罚款，对直接责任者由其主管部门按规定
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逾期既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九条 财政部门收费票据管理人员利用职权，故意刁难使用收费票据的单位和个人，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循私舞弊的，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无偿社会集资收据和注册登记的各类学会、协会、基金会、研究会等社团向会员收取的会费收据以及行政事业单位往来结算凭证的管理，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6月28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1955年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审判工作经验初步总结（节录）
最高人民法院


（经中央批准，由最高人民法院作为第三次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文件下达）
现在就几个主要的政策界限问题，提出以下初步的意见：
一、根据当前形势和敌情变化，对反革命分子应该少捕一些，少杀一点，捕的必须是少数非捕不可的人，杀的必须是极少数非杀不可的人。对于其他罪恶严重需要严惩的，也应该依法判处长期徒刑，或较长期的徒刑。这样，既可以镇压敌人的凶焰，又可以使那些判处长期徒刑的反革命
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在长期的强迫劳动中彻底改造成为自食其力、对社会有用的新人。但是，有些审判工作人员不加分析地把某些危险性较小、可以在短期内认识和改正罪过的犯罪分子，也一律认为要判处长期徒刑，或者不分析犯罪性质、情节、甚至不分析是否犯罪，认为凡是斗争中捕
来的一律要判刑，而且一律要判处长期徒刑，这都是错误的。
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全面地贯彻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这是彻底分化、瓦解、孤立以至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极为重要的政策。对那些证据确凿、但是仍然拒不坦白、坚持反革命立场、继续与人民为敌，进行造谣破
坏、行凶报复等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应该依法从严惩处。对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应该根据他们坦白的程度予以减刑。罪恶不甚严重而真诚坦白的或罪恶虽然比较严重而坦白真诚，又有显著的立功表现的，应该免予处刑；经过调查对证属于假坦白的反革命分子，则应严肃对待，依法惩办
。对那些自动投案自首或真诚悔过并且有立功表现的反革命分子不予宽大处理，是错误的。但是应该把自动坦白和犯人在法庭上因为证据确凿被迫供认加以区别，对于后一种情况虽然不应该从严处理，但是也不应该按“坦白从宽”的原则处理。
二、在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必须把斗争锋芒主要指向一切现行反革命分子。对于特务、间谍分子，反革命组织的首要分子和骨干分子，经过宽大处理以后，仍然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现行罪恶很大的反革命分子，应该依法严惩。但是对于经过刑满释放、解除管制
、或者自首登记后的反革命分子因为生活问题而有一般的抵触、牢骚情绪，查明确非蓄意进行造谣破坏活动的，就不应该论罪。
在审判现行反革命罪犯的时候，必须纠正两种偏向：一种是忽视反革命现行活动的严重危险性，单纯强调“未遂”、“未造成犯罪结果”而宽纵的右的偏向；一种是不分犯罪情节轻重而一概重判的“左”的偏向。这两种偏向都是极为有害的。
三、对那些有历史罪恶的反革命分子，应该根据具体情节区别对待。对于那些在解放以后坚持反革命立场、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或者历史上有严重罪行民愤很大的分子，都应该依法惩办；历史上虽有严重罪行，但能自首彻底坦白的分子，应该从宽处理。至于历史上有罪恶，但是
解放以后已经处理过，多年来确已安分守己，再无破坏活动的，一律不应再重新处理；对于经过处理但隐瞒了个别次要情节的反革命分子，也不应该看作是“假自新”再予判刑。对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应该依照“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五项的规定处理。

对那些只有一般的历史罪行，没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另作适当处理。有些审判工作人员对“过去从宽”的政策采取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不加分析地盲目追究那些可以不再追究的历史罪恶，因而使那些已经悔过自新、久已安分守己的反革命分子增加了对政府的对抗
情绪，这对于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有害的，应该加以纠正。
四、在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中，必须严格区别反革命和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界限。必须把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中的骨干分子同一般的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加以区别（国民党军、政、警、宪人员中的骨干分子，是指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后，蒋匪军连长、警察巡官、宪
兵尉级以上的人员，相当于连长的还乡团中的骨干，县政府科长、乡长、县参议长以上有罪恶和有民愤的分子）；把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同一般的反动党团员加以区别（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是指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后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区队长——包括副职——以上和相当于
该级的其他反动党派如青年党、民社党、阎锡山的同志会等有罪恶和有民愤的分子。至于解放战争以前的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包括汪伪国民党在内，如有严重的罪恶和民愤，也应该以反动党团骨干论）；把特务间谍分子同特务组织所雇用的勤杂事务人员加以区别（特务间谍是指解放前参加国
民党特务组织、汪伪特务组织或帝国主义间谍组织的分子；解放后参加特务间谍组织或受特务间谍机关指使潜伏、派遣的分子；或者在特务间谍组织收买下积极进行特务间谍活动的分子）。
必须把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同现行犯罪活动问题加以区别。对于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或仅有轻微罪恶，解放后已经坦白交代，一向守法的人，由于政治上落后，对中心工作有抵触情绪，因而说怪话，或有一般轻微违法行为，应该给予教育，不要判刑。
在审理反革命案件和其他刑事犯罪案件中，应该注意审查被告人的政治历史情况。但是有些审判工作人员孤立地、片面地以“有无反动历史身份”作为认定是否反革命犯罪的主要的或唯一的依据，这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办，既可能使现行的反革命分子逃脱应得的惩罚；也可能把有一般
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当作反革命分子来惩办。显然这都是错误的。
五、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必须严格区别反革命造谣破坏和某些群众落后的言行的界限。对于那些基于阶级仇恨，以反革命为目的，蓄意造谣破坏，煽惑群众，制造骚动的反革命分子应该按照反革命罪从严惩处；对于那些由于思想落后，不了解政策，或误信反革命谣言因而有不
满言行或无意识地传谣，或有轻微违法行为的落后群众，应该坚持说服教育；即使某些群众的落后言行已经给中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除了给予批评教育以外，不能当作犯罪行为加以追究。至于其中有严重违法行为或给工作造成了重大恶果的犯罪分子，自应依法给予一定的惩罚。
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不仅有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而且还有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的斗争。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斗争，不能混为一谈。有些审判工作人员对这种斗争的复杂性缺乏清醒的认识，盲目地把那些由于觉悟不高，对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有一般抵触、不满情
绪的落后群众，同基于阶级仇恨、坚持反革命立场、心怀报复而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混为一谈，以致把某些群众的落后言行，当作造谣破坏处理，这是完全错误的，有害的。
六、在处理包庇反革命罪犯时，首先应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以前的包庇行为和公布以后的包庇行为加以区别。对于在惩治反革命条例公布以前，由于政治觉悟低而包庇反革命罪犯，除个别情节特别严重的以外，一般都不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其次，应该根据被包庇者
的罪恶大小和包庇情节，区别对待。包庇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或者多次包庇的，或者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包庇的，都应该从严处理；包庇罪恶轻微的反革命分子，可以从宽处理。对知情不报和有意包庇应该加以区别，不能把知情不报一律当作包庇反革命罪犯处理。


七、在偷窃犯罪中，打击的重点应该是惯窃、盗窃集团的组织者和大规模偷窃国家和公共财产的犯罪分子，对于这些犯罪分子都应该依法严惩。对于那些虽非以偷窃为业，但多次偷窃、数量较大或屡教不改的分子，也应该从严处罚。对于偷窃次数虽然不少，但数量较小、危害较轻的分
子，可以判处较轻的刑罚。对于一向勤劳守法、偶尔行窃的，或者确因一时生活困难行窃的，都应该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给予教育，指出错误不许再犯，可以免予刑事处分。至于某些落后群众爱占小便宜的轻微违法行为，并不构成犯罪，不应该当作刑事犯追究责任，但应该进行批评教育
。解放前曾有偷窃行为甚至是惯窃，解放后没有继续犯罪的，一般不要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在解放初期犯过偷窃罪行，多年来已洗手不干、从事劳动的，除罪恶重大的以外，一般也不要追究法办。
八、在流氓犯罪中，打击的重点应该是大流氓、流氓集团的组织者，引诱、教唆青少年犯罪或奸污、猥亵男女儿童的流氓分子和其他罪恶大、民愤大的流氓分子，对这些犯罪分子均应依法严惩。至于某些劳动人民、青年学生沾染一些流氓作风，有轻微的违反公共秩序的行为、或不正当
男女关系，不能当成犯罪，不应该追究刑事责任；对其中偶尔有流氓行为情节轻微的，应该以批评教育为主，或建议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一般不应判刑。但对一贯有流氓行为，或屡犯强奸妇女、奸淫幼女罪行、严重捣乱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则应依法惩处。对于过去曾参加流氓组织或活
动，但早已改过自新的，不应该追究法办。
九、赌博对社会治安和群众危害很大，人民法院打击的重点应该是那些以经营赌场、聚赌敛财为生，或借赌博欺骗榨取人民钱财的赌头、赌棍；对其他屡教不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群众生产的现行赌博犯罪分子，也应该酌情予以适当制裁；对某些群众偶尔的一般赌博行为则不应该追
究刑事责任。有的人民法院对偶尔在春节前后邀集他人赌博或者因为雨天闲在家里偶尔赌博的农民当作“赌头”判处，甚至把农民每年在春节前后的一些赌博行为，逐年累计，以“惯赌”论罪，这都是错误的。
十、对于神汉、巫婆散布迷信思想、欺骗人民的违法活动，应该分别以下情况区别对待：对于那些以散布迷信（如求神、拜药）为掩护、制造谣言、煽动群众，进行反革命活动，或者以治病为手段进行敲诈勒索、奸淫妇女，或者借治病骗人，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分子，都应该依法严惩
；对于从事一般迷信活动，仅有轻微违法行为的，应该由有关部门加强管理教育；对于并无犯罪行为的宗教迷信职业者和群众的迷信行为，人民法院不应该乱加干涉，尤其不应该按刑事犯判罪。
根据这一阶段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为了保证今后在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中能够正确贯彻党和国家的政策，必须采取如下的有效措施：
各级人民法院必须抓紧时机，结合学习党和国家的有关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其他有关文件，对1955年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以来所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和其他刑事案件进行一次检查总结。总结内容主要是检查执行政策的情况。总结的方法，首先把各种刑事案件分别不同
类型进行排队，逐案检查，找出典型案件，然后集体评议，作出总结。对于检查出来的错判案件，必须严肃地实事求是地加以处理。处理时，必须分清错误的性质，查明是执行政策上的错误，还是一般的量刑失轻失重，以便有分析、有区别地严肃处理。防止有错不改和不问偏差大小一律翻
案的两种偏向。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错判案件，一律应该依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来纠正，而不应该不通过法律程序就草率改判。



1956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