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娱乐场所新型毒品泛滥现象与控制

钟钰发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许多娱乐场所出现了滥用新型毒品现象的问题，主要包括冰毒、摇头丸、K粉等新型毒品。由于社会转型期引发新型毒品问题、社会对新型毒品宣传、认识不够等。面临如此多的困难，公安机关应深入开展禁毒人民战争，堵源截流，强化查缉吸、贩毒工作力度；各级部门应协作配合，落实具体措施等对策。公安机关还是加大力度去打击控制新型毒品的流通，使得娱乐场所远离毒品。

关键词：娱乐场所；新型毒品；泛滥；控制


当前，在广西诸多娱乐场所中滥用新型毒品问题日益严重。所谓新型毒品是相对海洛因、大麻和可卡因等传统毒品而言，主要指人工合成的精神类毒品，“新型毒品”的滥用多发生在娱乐场所，所以又被称为“俱乐部毒品”等。如何去打击控制娱乐场所新型毒品泛滥现象，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我国娱乐场所新型毒品泛滥现象
（一）娱乐场所滥用新型毒品现状
1、娱乐场所新型毒品的历史性
新型毒品最早滥用于20世纪60年代欧美一些国家，主要在酒吧、夜总会、迪厅中使用。90年代后期在全球范围形成流行性滥用势头，滥用群体主要是早期的摇滚乐队、流行歌手群体，但是目前，吸食新型毒品的群体已由过去以社会无业青年为主，逐步向以青少年群体为主，并向其他社会各阶层如公司职员、演员和国家公务员等扩散。在我国许多大城市的歌舞娱乐场所，吸食“冰毒”、“摇头丸”K粉的现象相当普遍，蔓延、传播速度之快令人吃惊。[1]
2、娱乐场所经营者对新型毒品的错误认识
诸多娱乐场所经营者为了招揽生意、刺激消费和凝聚人气，对毒品交易和消费置若罔闻、视而不见，甚至包庇、纵容贩卖和吸食毒品行为。在某些娱乐场所，购买摇头丸、K粉就像买啤酒一样容易，一些迪厅、夜总会还会出现从事着“陪嗨”（陪客人吸食摇头丸、K粉）职业的女孩，在“钱”和“毒”的双重诱惑下，她们给所谓的客人“助兴”，客人给什么药就吃什么药，并且保证服务到位。[2]甚至有些经营者安排保安人员对公安部门排查工作进行阻碍、通风报信等，例如笔者在崇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实习期间，随支队领导到凭祥市对某家娱乐场所进行突击检查时，有一名保安人员见民警立刻转身背着民警通过对讲机把民警来意通知老板，当民警冲入包厢时，现场只有零碎的毒品残留物，而吸食者逃之夭夭了。使公安机关不能及时打击非法吸食毒品违法行为，这进一步导致了吸食新型毒品现象的泛滥。
（二）新型毒品违法犯罪呈上升的态势
根据“中国国家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和“国家药物滥用测中心”发表的2001年监测和研究数据，我国“摇头丸”的滥用人群主要集中在16—25岁之间，占总数的73%，初次服吸的平均年龄是22.5岁，比阿片类初吸者年龄低4岁。[3]从8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青少年吸毒的人数急剧增加。我国1988年首次公布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者为5万人，1989年增至7万人，1991年上升到14.8万人，1992年为25万人，1994年为37万人，1995年为52万人，1997年为54万人。据广东省公安部门统计，1980年至1990年，全省共查获吸毒人员3000多名。1991年后大幅度增长，每年呈成倍递增趋势。1991年为5000余名，1992年为8000余名，1993年为16,000余名，1994年为28,000余名，1995年为60,000余名，1996年约为10万余名，1997年估计高达20万人之多。在上述吸毒人员中，80%以上是青少年。如果根据惯例按"每发现1例显性吸毒者，实际上就有10例隐性吸毒者"计算，数量更加惊人。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青少年吸毒人数急剧增长的趋势已波及几乎全国所有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尤以西南、东南、西北地区最多。据有关方面统计，我国有吸毒问题的县、市已占全国县、市的70%。[4]由于现在吸食新型毒品以青少年为主，这些不良的社会现象使得很多意志不坚定的青少年效仿，其社会经验等欠缺，往往会由于某些情绪的波动等因素导致本不该发生而事实存在的违法犯罪现象，这些人群的增加无形中引发很多因毒品而违法犯罪的事件。
二、我国娱乐场所新型毒品泛滥现象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期引发新型毒品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增长，人们的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物质上的满足触发了精神的空洞，在加上如今网络的发达，给很多人提供了崇拜西方资本主义遗留的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想，很多人不能正确的判断好差，现在许多人爱慕虚荣、赶潮流、奔时尚等思想，蒙蔽了很多人的双眼，给年轻人提供了寻找人间幸福与满足的虚幻感觉，不知不觉中使人们掉入新型毒品的深渊之中。
（二）社会对新型毒品宣传、认识不够
由于我们广西地处边疆，地方财力在禁毒方面的支持不是很大，综合治理毒品问题的长效机制尚未有效形成，禁毒宣传的覆盖面还不广、深度也不够，导致一些地方对吸毒高危人群缺乏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帮助，戒毒出所人员回到社会后因就业、生活等问题无法得到安排解决又重新吸毒甚至犯罪，从而引发种种社会问题。很多人认为新型毒品的毒性比传统毒品弱，道听途说其能使人找到幸福的归宿，这样很多人都以身试毒，以为吸食新型毒品只是使人快乐，忘去烦恼、时尚等错误认识，导致很多人不惜一切陷入毒潭。
（三）新型毒品易合成且价格便宜
该类毒品作用大而快，合成简单，原料价格便宜而极易获取，是造成该类毒品快速蔓延的主要原因。新型毒品可以再传统毒品的基础上再提炼则成，也可以运用易制毒化学品，再通过化学反应也能合成。由于我国对易制毒化学品的管理条例方面存在许多漏洞，因此为很多不法分子提供了机会。新型毒品在合成的过程中所消耗的成本不大，因此在贩卖时价格自然不是很高，这样的价格在毒品市场上，让一些吸食者提供购买新型毒品的平台。
（四）打击新型毒品违法犯罪法律法规滞后
2004年11月，我国将氯胺酮列为一类管制精神药品，加大了管制力度，氯胺酮流入非法渠道明显减少。但是受毒品暴利和消费市场的刺激，犯罪分子不惜铤而走险，通过各种非法渠道制造、走私、贩卖毒品。相对于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新型毒品，国内相关打击处理新型毒品的法律法规明显滞后。对于近年来流行的毒品氯胺酮问题，目前的司法实践还存在着一定真空。如对吸食氯胺酮行为的处理，目前的规定认为鉴于氯胺酮等精神药物与阿片类毒品在成瘾机理、诊断和治疗原则方面不同，有关部门还尚未对其制定出明确的成瘾标准，因此，对滥用氯胺酮等精神药物的违法人员，只能由公安机关予以治安处罚，不宜参照阿片类毒品成瘾标准强制戒毒；对贩卖、走私氯胺酮的犯罪行为，量刑标准无法可依，审判定罪也明显偏轻，这样间接导致了新型毒品问题的泛滥。[5]
三、打击娱乐场所新型毒品违法犯罪的对策
（一）深入开展禁毒人民战争，堵源截流，强化查缉吸、贩毒工作力度
当前我们广西新型毒品犯罪形势十分严峻，严重败坏社会风气，诱发各种违法犯罪，而且严重威胁广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制止新型毒品泛滥，减少毒品犯罪已成为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打击毒品犯罪就成了公安机关面临的严峻任务。只有加强对新型毒品流通的路线进行查缉，堵截流向我们广西的毒源，并结合群众的力量宣传禁毒人民战争的理念，为控制毒情打下基础。做好禁毒情报工作，强化吸、贩的工作力度。
（二）各级部门应协作配合，落实具体措施
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禁毒主力军作用，禁毒、治安等相关部门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各级公安、文化、工商等部门要加强协作，认真宣传、贯彻、执行好国务院2006年3月1日正式实施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重点学习《条例》及《广西禁毒条例》等禁毒法律法规，不定期对娱乐休闲场所营业主及从业人员进行培训。由党委、政府牵头，公安、工商、经营业主等多方层层签订防范责任书，让各方都清醒认识到自己责任，这样才能为责任倒查制度提供依据，也为把禁毒工作和地区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为禁毒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强有力保障，不断推进地区禁毒工作的新发展。
（三）强化管理，加大对娱乐场所的整治力度
1、加大对娱乐场所的检查、暗访工作力度
禁毒部门应主动会同工商、文化、治安部门、行业管理部门等，对各种娱乐场所进行突击检查和定期检查，对容易滋生毒品问题的歌舞娱乐休闲场所开展的公开检查行动，对群众反映存在毒品问题的娱乐场所要及时通过暗访、清查等手段进行查处，收集线索和资料，既不被一些娱乐场所的假象所迷惑，也可防止阵地控制实施不当而加大工作的难度。例如笔者在崇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实习期间，随支队领导到宁明、大新等县城进行检查娱乐场所时，大部分都是通过暗访等方式，对宁明县“壹百度”、“美音美KTV”等娱乐场所清查中，虽然我们发现很多娱乐场所在包厢构造方面的不合理，给我们清查制造很多假象，但是我们的工作做到位，暗访力度加强，识别这些假象，最后还是对违法者给予相应的法律惩罚。
2、坚决整治涉毒娱乐休闲场所
公安机关应严厉打击寄生在娱乐休闲场所的吸、贩毒分子，挖出一批隐藏在幕后的毒贩，破获一批毒品案件，摧毁一批贩毒网络，捣毁一批贩毒、吸毒窝点。对组织、强迫、教唆、引诱、欺骗、容留吸贩毒活动的不法经营业主要严厉处罚，对涉毒问题严重的娱乐休闲场所，要坚决停业整顿或依法取缔，深挖和打击涉毒娱乐休闲场所的后台老板和保护伞。
3、加大娱乐场所特情力量建设
禁毒部门对娱乐场所安排特情，尤其让特情对娱乐场所内发现的禁毒情况进行布置行动计划，在外的特情实施阵地控制等方面任务，但在选择特情人员方面要考虑周密，在任务分工方面合理，对特情定期进行教育。尽量做到信息的准确性、安全性等，这样做法让我们民警掌握违法犯罪证据方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这对打击娱乐场所新型毒品起到关键作用，同时也对整治其他涉毒娱乐场所起到震慑作用。
4、建立娱乐场所涉毒问题举报奖励制度
在公共娱乐场所广为张贴禁绝新型毒品的宣传画，公布举报电话，公开悬赏征集涉毒线索，发动群众检举吸、贩新型毒品线索，广泛开展新型毒品违法犯罪举报奖励活动。鼓励人民群众检举揭发娱乐场所涉毒违法犯罪行为，努力形成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禁毒斗争、共同抵制新型毒品的良好氛围。对举报线索，各地要及时调查、严格保密，对查证属实的要予以奖励。
（四）加强社会面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新型毒品危害的认知度
加强社会面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新型毒品危害的认知度，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如媒体传播、讲座、开办禁毒课程等；要科学地开展宣传教育，以新型毒品极易严重危害健康乃至生命，极易产生暴力行凶行为而殃及他人和社会，也会形成强烈心理依赖的科学道理和典型事例开展以理服人的宣传教育，使公众充分认知新型毒品的严重危害及成瘾机理；要重点针对青少年开展相关的法制教育，学校要经常组织学生进行毒品教育与宣传，让青少年领会到“要做好首先要从自己做起”的良好思想。加强青少年对新型毒品危害的认知教育，防毒拒毒的技能教育，切实提高并不断强化他们的禁毒意识。[6]
（五）加强学习培训，提高禁毒业务执法水平
各级公安禁毒部门要贯彻落实“三基”工程，开展岗位大练兵，组织全体缉毒执法民警学习禁毒法律法规、基本业务知识，加强对民警的毒品识别查缉、警务技能、信息化应用等培训，通过业务培训和实战锻炼，不断提高全体民警的办案能力和执法水平。同时，要抓住禁毒人民战争的有利契机，发动刑侦、治安、基层派出所民警积极参与禁毒斗争，将他们纳入禁毒民警的培训计划之中，使其了解掌握新型毒品的基本知识及办理毒品案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程序，以形成合力，重拳打击各种毒品违法犯罪行为，还广西一片净土。
（六）完善禁毒相关法律法规
由于目前我国《刑法》对氯胺酮等新型毒品犯罪的定罪量刑没有明确规定，公、检、法三个部门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氯胺酮等新型毒品犯罪存在着不同意见，造成毒品犯罪分子被抓获到案后,往往量刑偏轻。毒品犯罪分子正是看到了这个法律上的漏洞，转而以从事氯胺酮等新型毒品的贩卖、走私活动来替代原来的贩卖海洛因犯罪活动，一旦“东窗事发”被抓，定罪量刑明显要轻，而获取的利润不比贩卖海洛因少。法制的滞后，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毒品犯罪活动的泛滥。因此，应尽快制定关于氯胺酮、摇头丸等新型毒品的定罪量刑标准，以应对当前禁毒斗争的需要。[7]这样才能对违法犯罪分子起到震慑作用,以至于净化我们的社会,让我们早日步入法治社会.
（七）建立现代化的缉毒体系
尽快完善和加强我国的缉毒体系，建立专业化的缉毒队伍，用现代化的手段和工具打击毒品犯罪尤为重要。为了有效的禁毒，我国政府专门成立了由政府25个部委组成的国家禁毒委员会，实行委员会制管理。这样的禁毒体制要求禁毒体制要求禁毒工作由各级政府领导、公安缉毒、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齐抓共管，加快缉毒工作信息化、网络化和一体化的建设，加强情报、侦查和控制工作以及网上的缉毒斗争，并逐步建立我国的禁毒评估体系，对禁毒工作进行监督并作出正确的评价。[8]这样建立现代化缉毒体系能更好的完善大禁毒系统，也为广西缉毒体系进一步完善提供宝贵的经验，为广西的发展提供一个理想的环境。
　　
　　
　　
　　
试析媒介消费中的民事合同关系
——兼论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保护媒介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宋小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100026）　　
　　
　　
　　
　　一、与大众媒体形成合同关系的几类媒介消费活动
　　在我国，媒介消费者与大众媒体产生或可能产生合同关系的媒介消费活动，至少有以下3种情况：
　　
　　1.有偿收视有线电视节目
　　有线电视的付费用户与有线电视的经营者之间是一种服务合同关系。按照有线电视提供服务的规则，用户要获得有线电视的服务，需要先向有线电视台申请，缴纳费用，有线电视台接纳申请，收取费用之后，应给用户安装接收装置并发送信号。这是一个完整的要约、承诺过程，其中用户的申请是邀请要约，有线电视台提出的费用标准是要约，用户同意按照被告提出的费用标准交费，就是典型的承诺。经过这样的要约承诺，用户与有线电视台就以合同的形式确立了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有线电视台未能遵守合同的约定，为用户提供合格的服务，有线电视的用户（媒介消费者）可以依法要求对方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在实际的操作中，有线电视的经营者一般都是预先拟订好提供服务的格式合同或含有部分格式条款的合同，对其服务的范围、质量、收费标准、结算方式、履行期限、维修保养、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等内容予以说明和约定。如果用户接受合同的条款并签订了合同，双方的有偿服务合同关系即告成立。由于合同中的格式条款都是由当事人一方单方面拟定的，某些经营者有时会违反公平原则，利用其优势地位在格式条款中加入对自己有利但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内容，而消费者又不能与条款的制定人就格式条款的具体内容进行协商，只能接受其提出的不合理的格式条款。这是含有格式条款的合同可能出现的弊端，因此有必要对格式条款在法律上进行控制。1999年出台的《合同法》在加强对格式条款的规范、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方面，设立了三项重要规则：“一是明确格式条款制订者采取合理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第39条）；二是禁止格式条款的制订者利用格式条款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第40条）；三是在解释格式条款时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第41条）。”(1)这些规定可以有效地防止和限制公司与企业滥用经济优势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从而对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订、购报纸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数报纸具有商品性。“读者按价付款购买报纸，取得报纸的使用价值——信息服务，广告商按价付款购买报纸版面，取得报纸的使用价值——广告宣传；报社按价收款，取得报纸的交换价值——货币；报纸的价值在交换中实现”(2)这就是报纸商品性的体现。
　　既然报纸是具有商品性的大众媒介精神产品，媒介消费者就只有通过有偿的方式——零售摊点购买或订阅，才能获得报纸的所有权。(3)
　　在零售摊点买报的读者是媒介精神产品的消费者，卖报者则是出售媒介精神产品的经营者(4)，两者因报纸的买卖形成的关系，属于《合同法》分则确定的买卖合同，更具体的说，是买卖合同中的消费者合同，双方均受消费合同确认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拘束。买报者有义务支付相应的价款，同时有权利要求所买的报纸符合合同的约定，或者符合法律、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提供报纸的经营者则有义务保证报纸的质量符合合同的约定，或者符合法律、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同时也有权利要求买报的人按价支付报款。中国虽然未制定单独的消费者合同法，但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统一规定了商事合同和民事合同，其中民事合同中就包括了消费者合同。按照合同法的立法指导思想，合同当事人一方为消费者的场合，应当优先考虑对消费者利益的特殊保护，亦即对生产者和经销者一方的合同自由予以某种程度的限制。同时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消费者合同的规定，作为合同法的特别法，优先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作规定的，可以参照《合同法》总则和《合同法》分则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5)
　　以订阅的方式获得报纸的读者，不仅与出售报纸的经营者存在着买卖合同关系，还要与投递报纸的服务方建立投送服务合同关系。
　　目前国内报纸的投送服务可以分为邮政投送和非邮政投送两大类。
　　报刊发行是邮电部门经办了五十多年的一项主要邮政业务。2002年，经由邮局发行的报刊总数达6127种，占中国大陆报刊总数的67.4%。(6)经营邮政业务的部门属于公用企业，依法承担着普遍服务的社会义务。邮电部门可以利用其遍布城乡的通信网路，将报刊出版单位出版的报纸、杂志以订阅或零售的方式发送给读者。邮政企业与用户之间因使用包括报刊投递在内的邮政业务而建立的合同关系，在1987年开始实施的《邮政法》中已有具体的规定。该法虽属行政法，但其中关于用户使用邮政业务的规定属于民事法律规范，已为法律界多数人所认同。当然，与普通的民事合同关系相比，邮政企业在邮政合同之中承担着比用户更多的义务，这主要表现在：第一，邮政企业依法负有实行普遍服务的义务，除法律规定的事由外，邮政服务的提供者不得拒绝用户行使签订邮政合同的权利，亦不得因经济利益的多寡而有所取舍。第二，邮政企业不享有变更或解除邮政合同的权利。用户在交寄邮件后，只要邮件没有投交收件人，在支付了必要的费用后，可以撤回邮件或者变更收件人。邮政企业在邮政合同依法成立后，只有履行的义务，而不享有解除或变更的权利。第三，邮政企业违反邮政合同须承担较重的合同外责任。邮件损毁或延误，邮政企业需要承担的合同责任虽是有限的，但其合同之外的责任则较重。邮政工作人员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邮件损毁或延误的，要依法承担相当严厉的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新刑法第253条规定的“私拆、隐匿、毁弃邮件罪”和第304条规定的“故意延误投递邮件罪”，即是对严重违反法定邮政义务的刑事制裁。(7)
　　非邮政系统的报纸投送服务，主要是报社自办发行或其他社会发行公司开展的报纸征订投递业务。这类报纸征订发行的主体不属于国家法定的公用企业，他们与用户因报纸的投递服务而达成的协议，不属于《邮政法》的调整对象，而是平等主体之间普通的民事合同关系。如果发生纠纷，可以依据《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合同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进行裁判。
　　
　　3.对大众媒体推销其产品、服务或者举办其他有奖活动的要约性广告作出承诺
　　合同关系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取得一致而达成的协议关系。要达成这一关系，首先要有一方作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然后有另一方表示同意，前者称为要约，后者称为承诺。如果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并作出明确的意思表示，则属于要约邀请。
　　要约和要约邀请的法律性质、内容以及当事人的主观愿望是不同的。要约从到达受要约人时起即发生法律效力，要约人在一定时期内就要受其约束，不得随意撤回或撤销。如果要约人违反有效要约，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要约邀请只是提议、请求别人向自己发出要约，即使对方作出承诺，也不能因此产生合同关系，要约邀请人撤回邀请，一般也无须承担法律责任。此外，要约包括了合同的主要条款，而且要约人有愿意受到要约拘束的许诺；要约邀请并不包括合同的主要条款，且不含有当事人表示愿意接受拘束的意思，只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
　　有时候，大众媒体出于广大发行、增加收视用户等经营利益方面的目的，会刊登一些推销自己产品（报纸、节目）、服务或者其他有奖活动的广告，这类广告多属要约邀请的性质，只是一种事实行为。(8)但也有的广告内容符合要约的规定，比如以下这条报纸征订广告(9)：
　　
　　订一份拥有使用权的报纸
　　读者可以拥有报纸的使用权吗?可以!这就是您手中的生活时报。
　　生活时报正在进行一项重大改革——建立一种全新的报纸和读者的关系。一旦您成为生活时报的订户，您不仅可以天天看到内容丰富的新闻和各种信息，而且还拥有了使用这张报纸的权利。订阅一九九九年生活时报的读者，享受如下权利：
　　无偿发布个人信息
　　凭订报发票和身份证，可以无偿发布您的求学信息、择业信息、求医求药信息、求购信息、个人财产出让转让信息、征婚启事以及其它合法的个人信息各一次，每条信息不超过一百字。
　　无偿刊登喜庆照片
　　凭订报发票和身份证，可以无偿刊登您的新婚照，结婚纪念照，小孩的满月照，周岁照以及您家庭中其他重大喜庆照片各一帧，可附简短文字。
　　刊登与报款等值的广告
　　假如您是单位公费订报，凭订报发票和单位介绍信，生活时报可为您刊登与您订报款等值的广告(以生活时报广告报价标准计)，不再收取费用。但您的广告一定要符合广告法的规定，并提供证明广告内容真实合法的文件。
　　生活时报全年订价180元/份，邮发代号：1—229。

　　这条征订广告关于让订户拥有“使用权”的意思表示，内容具体确定，只要经受要约人（订户）承诺（付款订阅），要约人（生活时报）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有义务兑现订户的“使用权”），所以，这是一条符合要约规定的报纸征订广告。征订广告中所许诺的报纸“使用权”，实际也是该报订户的一种债权，订户与该报按照要约的条件办妥了订报手续之后，双方便建立了相应的消费者合同关系。由于大众媒体在这类自我推销的广告中向受众应允了“额外”的好处，所以在据此建立的合同中，大众媒体通常负有更多的债务，而作出承诺的受要约人则可以享有更多的债权，其权利义务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和《广告法》的规范和调整。
　　有的大众媒体为了吸引受众的参与或扩大影响，还会刊登一些由其举办的有奖活动的声明和启事，如有奖征求新闻线索、有奖纠错、有奖竞猜、有奖视听、有奖调查等等。下面就是一则奖励读者捉错的报纸启事：(10)
　　
　　挑错有奖
　　为向读者提供一份尽可能使之满意的报纸，本报特设立读者“捉错奖”，凡本报读者举报在《深圳商报》发现的差错，可按此办法给予奖励。
　　差错认定及奖励办法：差错分导向性差错、知识性差错、标题差错、文字差错4种。如读者发现知识性差错，每处差错奖励20元；发现标题差错，每处奖励30元；发现文字差错，每处奖励5元；发现导向性差错，视情况而定奖励。捉错者按举报时间先后，取前3名获奖。其余捉错多者，年终可赠送《深圳商报》和《深圳晚报》各一份。
　　差错举报以传真、邮寄为主。传真电话：3922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