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权运行若干观念刍议

杨雁滨 邹德柱 黑龙江省孙吴县法院

论文提要：本文通过对执行权运行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剖析，围绕着执行程序，执行公开和当事人在执行过程中的法律地位等方面进行探讨，从分析执行观念入手，寻找转变观念、摸清症结、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力求通过笔者粗浅的认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全文共计5385字。
对于法院系统来说，“执行难”的问题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围绕着如何解决“执行难”，人们可以举出若干种方式、方法，然而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的效果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归根结缔，那就是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观念。对执行权的认识上的不正确的观念始终左右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用这种不正确的思维方式来指导日常的执行工作，其结果可想而知。
在相当一部分执行人员的思维定式里，“必须确保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的实现”是执行工作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在这一目标之下，我们的执行人员披星戴月，恪尽职守，超负荷地工作着，然而付出与收获却无法得到统一。总体来说，我们的责任心不可谓不强，力度不可谓不大，干劲不可谓不足，“执行难”这个现实的“黑洞”却依然无法消除，不断吞蚀着我们的能量，甚至神经和意志。许多老百姓觉得，案子到了法院，你就得给我一个满意的说法，就是不论有什么困难，不论被执行人有无偿债能力，也不论你用什么样的方法，最终必须给我执行完结，否则就是“空调”，“白判”，就是打“法律白条”。而我们的许多执行人员，甚至领导者自身也抱着这种错误的观念，如果生效的裁判文书得不到实际履行，就是法院的工作不到位，就是失职。这种把法定职责与法律所确定的义务是否得到实际履行划等号的错误理念一直左右着许多执行人员的头脑。由此，在实际执行工作中，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出现了许多这样或那样违反法律规定，违反程序规则，甚至践踏被执行人人身权利的种种问题。为了结果可以忽视过程。往往是得到了结果上的公正，却失去了程序上的公正，以侵犯一方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来保护另一方的合法权益。
时下，围绕着执行权如何行使的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姑且不去讨论执行权的属性等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仅就基层法院在行使执行权过程中，应当遵循的规则做一番探讨。以期把新的思维方法和新的执行观念贯彻到日常的执行工作中去，从根本上消除旧的观念对执行工作产生的束缚和羁绊。
一、程序至上的观念。
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许多违反程序的现象。有的搞“包产到户”。案子分到了执行员手里，往往“从一而终”，“个自为战”，个人耕种个人的“地”，别人一般不予过问，至于是丰收还是欠收，全看自己的能量，“烂”在地里也是责任自负，缺少统一调动和群体协作。有的大权独揽。集执行命令权，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于一身，就象一块“抹布”，锅也擦，碗也擦，灶台也擦，越弄越脏，又不及时清洗，最后一塌糊涂。还有的时限和效率观念淡漠，无论是送达执行通知书还是强制执行，整个执行过程随意性极大，何时去，何时不去，是这样办还是那样办，全凭自己说了算。这种执行中的随意性其根源就是特权思想，这种特权思想也是滋生腐败和滥用执行权的最主要的原因。
对于执行工作所应遵循的程序，《民事诉讼法》、《执行工作若干意见》等都有相对明确的规定，我们无须花更多的精力去探讨，只要抓住一条，认真遵循规定的程序去做。如立案后如何分配案件，由谁发出执行通知书，如何开展强制执行，对执行异议怎样处理，如何适用中止等，这些问题让我们逐一去研究，落实措施并不难，大多是现成的东西，许多方面虽然法律规定得不具体，如立案到发出执行通知书的时间，由谁发出，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如何运作等等，但搞出一个规定不过是三、五天的功夫，而且各地法院的各种各样的执行新举措、新规定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我们完全可以信手拈来，只要适合自身的特点,符合执行工作的特殊要求和规律，就可以用，不必把自己闷在屋里闭门造车，使笨功夫。立案后发出执行通知书的时间可以是三天，也可以是五天，可以由执行长发出，也可以由主执法官或是别的什么角色发出，执行裁决权的行使可以根据本院人员情况确定专人，也可以设兼职。这些都不是关键，关键是有了规定，如何能照章遵守不走样，出现了毗露由谁去追究。再多的规则挂在墙上当画看，定了也是白定。因此，要千方百计地向干警的头脑中灌输程序观念，真正让执行人员把程序作为执行工作的“生命”来看待。对于没有严格遵循程序办事的，要坚决果断地进行相应的处理，哪个环节出现的问题，就在哪个环节处理，不能推拖或视而不见。出现了问题，该换人的换人，该警告的警告，该处罚的处罚，问题严重的，可以暂停职务，降职使用，或者干脆让他走人。要动真格的，这样才能触及灵魂，以儆效尤。要确实让干警看到我们严格遵循程序，认真执行规则的决心。提到程序，就不能不提监督。工作的日常运作与工作的监督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监督的难度与工作运行的难度相比有过之无不及。一些法院偿试在执行局内部实施自我监督，这个想法很好，但失之于幼稚，自己的刀往往销不了自己的把，必须由院里专司监督的机构来执行监督职责。可以尝试由审监庭来办，也可以找监察室，总之在现有的情形下，执行监督还是要象审判环节一样，靠外部来实施。
二、执行公开的观念。
老百姓对执行工作不理解，甚至一些党政机关的领导也不甚明了，撇开其他一些原因，我们的执行工作公开化程序不高，缺少透明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执行工作本身缺乏透明度。案件到了执行局，老百姓往往撒手不管，偶尔问一下进展，催一下结果，而执行人员也懒得沟通，只顾闷着头去干，当事人来了就应付了事。历经艰险，吃苦受累，老百姓却不领情不道谢，谁知道你在干什么。
事实上，近年来执行的效率在我们的努力下确实逐渐在提高，而老百姓对我们的理解，信任却没有根本的转变，这都是缺少勾通带来的后果。推行公开化有两个明显的好处，一个是让外界监督自己，可以有效避免“暗箱操作”，“幕后交易”。再一个是让外界了解自己，知道你究竟是怎么干的，可以得到更广泛的理解和支持。二是我们的宣传效果不佳。各级法院在开展执行时都提倡要抓宣传。但宣传的效果不是一、两次法律咨询，三、五篇新闻稿件就能解决的，宣传的任务更多的落在我们每个执行人员的肩上，要靠他们在办理每一个案件时，结合案件对当事人进行宣讲。许多活动不是刻意去追求，而应体现在不经意间，在日常的工作中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培养一种乐于宣传，擅于宣传的意识。指导举证，解释法律，介绍情况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机会，老百姓也最容易在这个时候受到教益。
应当把执行公开的观念贯彻到整个执行过程的始终，包括执行案件立案、举证须知，申请人，被执行人义务告之，执行各环节的期限，执行异议的审查方式，执行中止的条件等等，都应当让当事人明了，这样做不仅会使执行工作更加公正、规范，也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有助于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
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也是推行公开化的重要环节。执行工作的结果是为了使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得到履行，这是勿容置疑的。但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却不是法院一厢情愿就可以办到的，做为申请人，他有提供证据，勾通情况，反映信息等各种责任，他的作用与执行的效果有着必然的联系，他应当尽自己所能，主动配合，协助法院开展执行。他不仅在诉讼阶段承担胜诉与败诉的风险，也同样在执行阶段承担权利能否得到实际兑现的风险。在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当始终让申请人对整个执行工作进展情况了如指掌。 同时，还要让申请人始终参与执行活动。实践中，常常存在执行人员与申请人缺乏有效的勾通与联系的情况，有的执行人员撇开法律，全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象“泥瓦匠”砌墙，泥干了加点水，泥稀了加点土，垒上就大功告成，墙垒的好不好，雇主是否满意，合不合质量标准则一概不论。还有的对双方当事人采用“背对背”的方式，当事人之间互不接触，执行人员往来穿梭，向这个讨价，为那方还价，成了一手托两家的“中间人”，当事人完全是被动者的地位。执行人员无法及时掌握被执行人的动态，财产变化情况，因而错失良机，申请人也对执行过程不甚了解，对法院付出的努力不知晓，许多误解往往就是缺乏勾通的结果。这里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对申请人举证要在立案环节就给予重视。可以根据申请人举证情况决定是否立案，一些法院实行的“备案制”可以有效消除“呆案”、“死案”流入执行程序，值得我们借鉴。同时，对于申请人无法举证，但能够提供线索的，人民法院必须依职权去调查查证，这是我们行使执行权的一部分，也是对申请人举证发生困难的一种法律补救手段。单纯从法律角度来说，对申请人举证进行指导不应当是法院的责任，应当由申请人自行承担。但目前我国司法实践的现状及群众的整体法律素养又决定了这种特殊制度确有存在的必要，可以在进行指导的同时，提倡申请人聘请律师介入执行程序，对申请人提供法律上的帮助。这样，即可以填补申请人法律上的“盲点”，又可以帮助法院减少工作量，提高执行效率，应当在实践中进行大胆的尝试。在接触被执行人以及案外人时，也要尽可能地保障其知情权，让他了解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是法律规定的义务，逃避或抗拒执行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及相应的法律规定，做到这一点，无论结果怎样，我们的工作总是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运行。
当然，执行公开首先应确定一个大前提，就是严格遵循法律。诸如“当事人选执行员”、“申请人选强制措施”等制度，其科学性和法律性值得商榷。有些所谓的执行新举措，新办法没有什么实际效果，或者纯粹就是追求轰动效应，哗众取宠，甚至根本就是与法律背道而驰的。
三、平等的观念。
在某些错误的执行观念影响下，一些执行人员不顾被执行人的现有条件如何一味督促其履行生效的法律义务，久而久之，在一些执行人员的眼里，被执行人平等的地位失去了，他们的法律权利被忽视了，可以对他们无限制地使用压、卡、吓、逼的方法，只要达到其履行的目的，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用，这是极端错误的。执行程序也是法律程序的一种，执行程序中的被执行人也仍然与申请人一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我们不是在替“财主”催“租子”，而是站在中立的角度来调整平等主体间的纠纷，实现公正与公平。现实中存在的对申请人和被执行人态度上的反差会极大地刺激被执行人，使其对执行程序产生逆反情绪，对人民法院执行程序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应当对双方当事人平等对待，不能厚此薄彼，即要体谅当事人追债之难，也要切实理解被执行人无力履行之苦，被执行人凡没有触犯刑律的，都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调整的范畴，他们与申请人的地位，权利都是平等的。对他们的民事权利的侵犯也是一种违法行为，这一点应当引起执行人员的高度重视。我们要树立在平等的条件下靠正当的手段解决问题的观念。对有履行能力却逃避、抗拒的，要坚决采取强制措施，绝不手软，面对那些确无履行能力或暂时缺乏履行能力的，还是应当按有关程序办事，该“放水养鱼的”，该分期偿付的，该中止执行的，视情况不同及时做出处理。
执行中的种种陋习，其根源还是我们对执行工作的认识不到位。打破“执行难”的局面，关键还是在思想上，思想观念转变不过来，仅靠遮遮挡挡或修修补补，无济于事情的解决，必须从根本上认识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执行案件就是在执行法律，也就是在执行程序，如果我们能够认认真真地执行法律规定的程序，严格按程序规范执行，用法律约束执行，尽心竭力，行法律之能事，该强制的强制，该中止的中止，该终结的终结，那就没有什么可难的了。即使无法达到让当事人的债权得已实现的目标，我们的执行工作也仍然可以完成其“公力救济”的作用，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
在转变执行观念时，特别要注重领导者观念的转变，包括执行局的正、副局长，也包括主管的院领导。我们经常听到诸如执行人员素质不高的说法，这确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最主要的还是领导者的素质问题，皮之不存，毛之焉伏，这个比喻也许不贴切，但执行工作领导者不换一下脑筋，让执行队伍整体观念都有一个飞跃是不现实的。做为领导者，首先要善于“换脑”，把原有的落后了的观念洗掉，用新的思维占据主导。二是要善于实践。做为基层法院的执行人员，我们所经历的必竟很少，我们的眼光必竟不宽，我们的素质也不是很高，我们无需花太多的精力去研究什么措施、方法，而是善于结合本地实际，大胆剪裁，用他山之石克本地之难，吸收性的批判，总结性的提高。这是一种捷径，也是最合理、最“实惠”的实践活动。三是要敢负责任。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看准了就要负责到底，有问题就要敢于处理。同时，做为领导者，要多学习，使自己头脑充实一些，眼光深远一些，思路开阔一些，不能让自己仅仅是一个忙忙碌碌的纯粹的“执行官”或者“一介武夫”，而应该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睿智的头脑，过人的胆识，出众的素质的真正意义上的带头人。
以往在抓执行队伍时，常常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想起来就眉毛胡子一把抓，出了问题就事论事。应当从执行队伍的自身特点出发，着力培养队伍的职业素养，从职业意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职业形象、职业机制、职业保障上下功夫，使执行人员真正从思想上、观念上增强责任感、危机感和紧迫感。真正变要我学为我要学，这样，队伍素质就会有根本的改变。
对基层法院来说，行使执行权就是运用法律“公力救济”的功能来实现社会所公认的，法律所保护的一种公平。这种公平不仅体现在结果上，更体现在我们追求公平实现的整个过程。只要我们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去积极的，负责任地履行了应尽的职责，穷尽我们所能运用的各种法律手段，我们就是在依法行使执行权，依法履行了我们的职责，也就无愧于我们的职业和良心。




浅析缔约过失责任

李乾文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对缔约过失责任进行较为全面详尽的探究，阐述其基本概念，针对其特点进行发掘，结合一些学者的观点发表个人看法和立场，希望得到老师同学认同。

关键词：过失 责任 归责 先合同义务 侵权责任 合同效力

Abstract: The liabiity for fault to concluding a treaty mainly of this text carries on more comprehensive exhaustive probing into, explain basic conception its , is it explore to wake to characteristic its , combine some view of scholar issue personal view and position, hope to get teacher's classmates to approve.

Keyword: Fault Responsibility Belong to the responsibility First the obligation of the contract Liability for tort Validity of the contract





一、缔约过失概念的创立
何谓缔约过失责任，学者们的归纳不一。但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大多数都认可缔约过失是指缔约一方当事人，违反依诚实信用原则所应承担的先合同义务，而造成对方信赖利益上的损失时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①
缔约过失责任理论是由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最早提出，1861年，耶林在其主编的《耶林学报年报》第四卷发表了《缔约上过失，契约无效与不成立时之损害赔偿》一文，开始了缔约过失责任在理论上的深入探讨。他认为：“从事契约缔结的人，是从契约交易外的消极义务范畴，进入契约上积极义务范畴，其因此而承担的首要义务，系于缔约时须善尽必要的注意。法律所保护的，并非仅是一个业已存在的契约关系，正在发生中的契约关系亦应包括在内，否则，契约交易将暴露于外，不受保护，缔约一方当事人不免成为他方疏忽或者不注意的牺牲品！契约的缔结产生了一种履行义务，若此种效力因法律上的障碍而被排除时，则会产生一种损害赔偿义务。因此，所谓契约无效者，仅指不发生履行效力，非谓不发生任何效力。简言之，当事人因自己的过失致使契约不成立者，对信其契约为有效成立的相对人，应赔偿基于此信赖而产生的损害。②”耶林关于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被誉为法学上的发现，对各国立法和判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国《民法通则》第61条规定：“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条的规定与缔约过失责任极为相似，但它并非是完整意义上的缔约过失责任。原来的三部合同法(即《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中也未在具体条款上对缔约过失责任作出明确而特别的规定。直到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才系统地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从而完善了合同责任制度，弥补了《民法通则》的不足。
二、缔约过失责任的法律基础
到底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何在，一直是德国学者们争论的问题，各种学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侵权行为说、法律行为说、法律规定说、诚实信用说四种主张。
侵权行为说认为，除法定情形外，因缔约上过失致他人损害是一种侵权行为，属于侵权行为法调整的范畴，应当按照侵权行为法的规定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法律行为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在于当事人之间存在的法律行为。该说又分为目的契约说和默示契约说。目的契约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在于当事人之间后来订立的契约；默示契约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在于当事人从事缔约行为之际，默示缔结了责任契约。
法律规定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既不是侵权行为，也不是法律行为，而是法律的直接规定。
诚实信用说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在于诚实信用原则③。按照诚实信用原则，从事缔约协商的当事人应善尽交易上的必要注意义务，维护相对人的利益。如果当事人违反了应尽的注意义务，如协力、通知、照顾、保护、忠实等义务，造成相对人损害的，应自负赔偿责任。
对上述各说，我国学者各执己见。但以侵权行为说和法律行为说解释缔约过失责任，有些牵强。因为侵权行为法所加于人们的义务是权利不可侵害的义务，而缔约过失行为并非侵害了相对人的某种权利（当然，缔约人在缔约之际也有可能侵害相对人人身权、财产权，这完全可以通过侵权法加以解决），侵权行为说有违侵权行为法的基本要求；法律行为说以尚未成立或不存在的合同作为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实际是把缔约过失责任归入违约责任体系，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民事责任。而法律规定说与诚实信用说并无实质差别，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表述：法律正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直接规定违反诚实信用所应承担的法定责任，即缔约过失责任。法律规定说是对诚实信用说的法律确认，或者说，诚实信用说在法律上的表现即为法律规定说①。诚实信用是民法的基本原则，素有“帝王条款”之称，所以，以诚实信用说解释缔约过失责任的基础显得更为妥切和恰当，而且，此也是学界的通说。
三、缔约过失责任的特点和构成要件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特点：
1、缔约过失责任产生于缔结合同过程中
缔约过程何时产生，何时终结，理论界存在很大的争议。一种观点以为，应以要约生效作起点。这主要是因为要约以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此时要约才对要约人和受要约人产生拘束力，双方才进入特定的信赖领域。双方只有在此情况下，才可能基于信赖对方而作出缔约合同的必要准备等实质性工作，对于违反先合同义务进行制裁才有实际意义。 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缔约过程是不断变化的，想要确立一个统一的时间点非常困难，也过于僵硬。因此，应根据不同的先合同义务，设立不同的、灵活的、可变动的时间点为合理，而设立的总根据是彼此间信赖的产生。我们认为，缔约应是一种双边的行为，缔约双方必须产生某种订约上的联系，如实际的接触、磋商等，并由此在缔约双方之间产生一种信赖关系，此时双方才能由消极的义务范畴进入积极义务范畴。在此阶段如缔约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对相对方构成损害，才能产生缔约过失责任。故缔约过失责任应以要约生效为起始。要约未生效，无从查明双方之间具有缔约上的实际联系，双方不能产生缔约上的注意义务，缔约过失责任亦无从谈起。缔约过失责任至合同成立时归于消灭。
缔约过失责任始于要约生效，止于合同成立。判断应否适用缔约过失责任，关键看缔约方在此阶段有无违反先合同义务而致相对方信赖利益的损失，即合同效力是否在合同成立之前就存在缔约上的瑕疵。以此作为一个评判缔约过失责任的一个重要标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如要约邀请，不属于缔约阶段，应不发生缔约过失责任。
2、一方违反其依诚实信用原则所应负的先合同义务
缔约过失责任是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这种义务不是合同义务，而是先合同义务。这种关系虽不以给付为内容，但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应负有相互协力、通知、说明、照顾、保护等附随义务。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诚实信用原则基础之上的先契约义务。正是由于缔约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所应负的先合同义务，才导致既不同于违约责任，又不同于侵权责任的新的责任形态即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并使它取得独立的地位。我国《合同法》第42条也明确规定“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应该说，依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先合同义务，是缔约过失责任的本质所在。
3、另一方信赖利益损失
根据“无损失，无责任”原则，缔约过失责任也必须有损失，此种损失应为信赖利益的损失。对于缔约过失责任损失的确定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有时确实难以认定，尤其在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更难以把握，在司法实践中可能会出现赔偿范围过宽或过窄，甚至漫无边际的现象，也可能出现对同一类型案件有不同的判案结果。所以，信赖利益的损失应限于直接损失，其范围应包括：（1）缔约费用，包括邮电、文印费用、赴订约地域察看标的物所支付的合理费用；（2）履约准备费用，包括为运送标的物或受领对方给付所支付的合理费用，或因信赖合同成立而购租房屋、厂房、机器设备或雇工所支付的费用；（3）因支付上述费用而失去的利息。
由于实践中缔约过失行为日益复杂化、多样化，有必要在赔偿损失之外考虑其他责任形式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如返还财产、恢复原状 ，并允许多种责任形式合并适用，以便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方的利益。
4、弥补性的民事责任
对于这一点，有两种观点。王利明先生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尽管缔约过失责任在现行法中已得到确认，但附随义务毕竟不是法律明确规定的义务，而只是法官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所解释出来的义务。所以对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范围应当有严格的限定它只能在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难以适用的情况下才能适用。 也有学者认为由于缔约过失责任仅产生于合同磋商过程中，只存在对一方信赖利益的损害，故缔约过失责任仅仅寻求一种补偿性的救济。这两种观点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都比较可取。
（二）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
由于缔约过失责任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所以其构成要件应当包括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这两个方面。具体来说，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以下四个：
1、缔约人一方当事人有违反法定附随义务或先合同义务的行为。也就是说，缔约人一方在缔约的过程中，发生了违反法律规定的互相协助、互相照顾、互相告知、互相诚实、互相保密等义务的行为。只有当缔约人一方有上述行为时，才有可能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2、该违反法定附随义务或先合同义务的行为给对方造成了信赖利益的损失。如果没有损失，就不会存在赔偿。当然，这种损失既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间接损失。
3、违反法定附随义务或先合同义务一方缔约人在主观上必须存在过错。如果另一缔约人的损失非因对方的过错而是由其它原因造成的，其不得向对方主张缔约过失责任。这里的过错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
4、缔约人一方当事人违反法定附随义务或先合同义务的行为与对方所受到的损失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如果这二者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则不能让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以上四个要件缺一不可，否则就不能产生缔约过失责任①。
四、缔约责任和其它几个法律概念的关系
（一）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的区别
1、产生的前提不同。
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是基于合同法的具体规定，而非有效成立的合同。无论合同是否有效成立或存在，只要违反合同法的规定，就要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而违约责任是一种违反合同的责任，它以合同的有效存在为前提，如果没有合同的有效存在，违约责任就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