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乡镇机构的调整与改革初探---作者欧阳昆仑

内容提要：一个法制社会的形成，除了立法上的完善，还要有执行机构的完善，因为一个建全的机构重要性并不亚于制度的本身。众所周知一个社会需要一定的控制体系来维护和巩固其自身的发展，一个法制社会控制体系最主要的标志是法律体系，然而徒有法不能自行，它的执行组织是很重要的，执行组织的结构如何，都会影响到法的效能地发挥。因此，平时我们在加强立法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其执行机构的完善等问题，在对党提出加强社会法制建设的理解时要从立法和机构的完善两个方面进行，避免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形。在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的情景下，党中央在十六大上提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政府的工作机构无疑是十分明智的。现我以我省乡镇机构为例，从乡镇控制体系、乡镇机构的状况、乡镇司法干部的数量和质量、乡镇机构的监督缺陷等问题进行探讨与分析，就此提出自己关于我省乡镇机构的调整与改革的一些看法与建议。

关键词：乡镇机构 调整 改革 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 乡镇人大 监督

任何社会都需要一定的控制体系来维护和巩固其自身的发展，在阶级社会里这种控制体系最主要的标志是法律体系，当然还有道德和纪律以及习俗等等。而法制体系是由概念、组织、规范等要素组成，但徒法不能自行，其执行组织是很重要的，执行组织的结构状况如何，对社会治安状况的好坏，官员的勤政廉洁，良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是相当重要的。党中央提出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方针无疑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在理解上，除了要考虑立法完善外，还要考虑机构的完善等问题，要全面抓，不能有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在十六大上中央提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政府的工作机构无疑是十分明智的。目前我国乡镇治安尚未实现根本好转，执法机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执法犯法等腐败现象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并在一段时期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无不与乡镇机构的体系有一定的关系，特别是乡镇机构组织方面的问题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和研究。目前我省乡镇机构组织体系上存在的问题，我以为主要有：
一、乡镇机构过于疏散，使乡镇控制体系在结构上存在较大的空隙。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的体制，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针对过去的弊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农村实行社政分开、家庭联产责任制，使城乡个体户有了发展。随着改革地深入，社会经济体制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使经济交往更加频繁，人口流动量不断增大，出现空前活跃的局面。可是，乡镇机关调整和改革滞后，与原有的体系出入不大，因而出现较大的空隙，使权力的消极性和被动性过度得以体现，即许多治安问题，没人去管、去过问、去消化。不少地方“告状无门”、“族权当道”，以权谋私的情况层出不穷，出了什么事，要出钱“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去解决，甚至“族长”说了算，这些情况已不是个别的情形，并在一段时间有趋于急剧增多之势。同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纠纷，这些新的矛盾要司法机关采取合适的手段去调整和解决。可是，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专门机关去解决那些已经违法尚不构成犯罪，或情节轻微不需要处以刑罚的案件；或虽有机关，但是没有充分履行自己职责。因此，群众有意见，缺乏安全感，使不少民事纠纷或生活琐事演变为重大的刑事案件。
二、乡镇机构不健全，存在一头“大”，几头“小”的状况。主要表现为目前我国政府实行四级制，即中央、省（自治区或直辖市）、县、乡镇，但实际上，省以下还设有地区或市，因此实际上存在四级政府，五个层次。乡镇政府五脏虽小，编制却一应俱全，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2条关于乡镇的人民政府职权的规定，该管的不该管的，它都“管了”，结果出现了消化不良全身浮肿——人浮于事这一头“大”的局面。
但乡镇司法机关却不健全，表现为司法机关，一般只有四个层次，虽然公安机关在县以下设有派出所（警区），县人民法院，下设有法庭，可是派出所（警区）与法庭在农村的乡镇中未设或未设齐全的为数不少；在城市，区以下一般未设派出所，检察院只设到县。所以乡镇（城市相当乡镇的街道办事处）这一级政府一般没有完整的司法机关。突显出乡镇司法机关薄弱的“小”。这样基层司法权的独立性就无谈起。
乡镇人大也不健全。我国宪法确定的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一府两院”的国家机构，其权力来源是人民代表大会。在人大会闭会期间，人大的部分职权由其常设机关常务委员会行使，我国只在县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在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只设立“主席团”，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只有设常务主席一人，并可设副主席1人至2人，和乡镇政府在一起工作。因此，乡镇人大的“小”，表现的非常直接，这样不但体现不了乡镇人大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而且也使人们在主观上轻视了人大的功能，误以为人大只不过是“花瓶”供摆设而已，没什么作用，这样对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是非常不利的。
三、司法干部的质量和数量都不适应新形势对加强法制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人口不断增多，建设用地的不断扩大，一个城市街道办事只有几个或十几个公安干警，处往往要管好几万人，甚至十几万人，没有法院，也没有检察院。农村一个乡镇一般都有万人以上，多的有数万人，有的只有几个警察，一般也无法院，更不要说检察院。面对现状不但现有司法干部素质不符合要求，就是有高质量的干部，也搞不过来。而乡镇一级政权中的治安、调解等组织又流于形式，缺乏统一组织去协调它们的关系。我以为这种组织疏松，必然导致防范违法犯罪不力的局面。因此，大量案件和纠纷积压，无人过问，解决问题靠“开后门”。目前不但有干部质量问题，当务之急，更迫切的是数量问题。而这又往往使“小事”导致新的更大是纠葛，甚至发展成恶性案件的原因之一。
四、对乡镇机构的监督也有不少缺陷。随着现代社会公共事务增多，国家机关权力急剧膨胀，国家各种监督制度和监督手段得到了发展。在我国的监督机制中，首先是政党监督、权力监督（人大监督），其次是法律监督和行政监督，同时还有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乡镇权力机关中也存在这样的监督，但它的监督多来自上级权力机关，这些纵向监督相对来说较间接。由于乡镇机构的不健全，必然会导致乡镇机构的监督体系不完善，造成监督分工不明确，不协调，很难使监督发挥最大的效率。《浙江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第9条第三款规定“乡级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本级人民政府提名，报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这就告诉我们乡镇人大的代表不是间接由乡镇政府产生也是由它主要确定的，试问一个由乡镇政府提名的选举委员会产生的代表，如何能够去监督乡镇政府？乡镇人大对政府的监督也就变得徒有其名。
人民检察制度设计的实质在于法律监督，而诉讼监督是实践中的一个重要法律监督方式。在其他监督没有那么直接的效力的情况下，乡镇没了人民检察院的设置，就几乎等于在乡镇取消了对民事、行政、刑事各个诉讼程序的监督。有的乡镇政府和官员违反法律，侵害公民权利，公民因种种原因不敢起诉或难以起诉，如有检察机关帮助起诉不但有利保护公民权力，也维护了国家的法制。非常典型的例子就是乡镇政府官员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问题，中央三令五申，就是禁而不止。如让检察机关运用法律手段起诉这些部门，不但保护了公民的权利也使中央的政策和法律得以贯彻执行。而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久拖不审、久审不决、裁判不公、执法不力等违法现象，都要求进一步加强诉讼监督权，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惩办腐败、防止擅断。
五、罪与非罪由于认识上存在误区，对一些治安问题不能正确把握。由于法律知识普及不够，乡镇中存在把一些尚未构成犯罪的问题当成犯罪看待，也存在把本来已构成犯罪的案件当成一般纠纷对待。许多两可之间，或已构成违法而尚不构成犯罪的不大不小的问题，没有合适的机构来解决，而这些事情在乡镇中大量的存在。因此许多问题未能有正确地解决，即使解决了一批问题，有产生了一批新问题，这是造成社会治安不能根本好转的基本原因之一。
六、法院不能便民效益、效率意识，社会风气等原因也会影响着人们对公正地追求。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效益和效率的意识也深入人心，人们在市场中追求效率和效益的同时难免会偏离公平的天平。由于乡镇不设法院，人们诉讼得来回穿梭于异地法院之间，这样无形中增加了人们诉讼过程时间和金钱的消耗，为人们诉讼增加了不便。如果人们只一味的追求效益、效率，就有可能放弃对公正地追求，从而放弃了诉讼。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忍气吞声”、“忍气求财”等习俗，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它会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影响着人们对公正的追求。也会影响着社会治安的好转。
此外，立法不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情况依然存在。
总之，上述种种原因要求我们对乡镇机构的调整与改革提出了实质性的要求。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具体调整与改革呢？我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明析乡镇政府的行政权力，精简行政机构。由于乡镇机构的不健全，乡镇政府除了行使本行政区内的行政权外，还管理公安、司法行政、民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我认为应该把公安的权力还给公安；把司法的权力还给人民法院；把检察权还给人民检察院；把社会法律工作交给以律师为主体的社会；把计划生育的工作交给村（居）民委员会；把民政中大部分的权力交给社会慈善机构一类的社会公益事业单位等。从而使乡镇的机构的人员得以极大的精简，职能得到更大地明析。只有明析了乡镇政府的职能，才能有效地防止由乡镇政府“独家经营”滋生暗长起来的腐败，从而使“有求不应”的行事作风得到有效地控制。也使人们对乡镇政府监督提供了方便之门。
二、把司法机关建立到基层。由于乡镇这一级政府一般没有完善的司法机关，而乡镇或街道办事处它们处于治安的最前线，现有司法干部的力量是很不够的。因此应充实乡镇政权，设立公安派出所（警区），人民法院（考虑到人民法院上下级之间只有监督的关系，固取消了人民法庭的说法）和检察院，建立第一线的司法干部力量。这是加强法制建设，调整与改革司法机关的最基本的一环。特别是把人民法院设到乡镇和城市街道办事处更是迫切的需要。几万甚至十多万人，他们在生活中、生产中、各种交往中，必然会存在许多的纠纷和案件，而这些案件除了少数，是要经过公、检、法三个机关依程序处理的外，而绝大多数案件，在刑事方面属于自诉案件，在民事方面多数是可以调解处理的。这就是说大多数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理来承担和办理的，而单靠司法助理员，或基层调解和治安管理组织是不能胜任的。在街道办事处和乡镇设立人民法院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群众告状难的问题，并在根本上保障法律的实施与执行，维护法律的尊严，这是法制建设重大的一步。离开了这一不，许多问题都难以克服，对现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有了专门依法办案和调解的国家机关，就可以把大量的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降低重大案件的发案率。
在我国的国家权力架构中，检察机关是与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平行的国家机构，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向其负责，享有独立的宪法地位，行使专门的法律监督职责。检察机关以监督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其他国家权力依法行使为基本职能，对政府行使国家行政权的行为和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的行为依法进行法律监督。在乡镇如果只设有人民法院而没有设置人民检察院，随着法院独立性的加强，法官责任加大，法官的违法可能性增强，这也要求也应加大对司法人员监督的力度。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大对职务犯罪案件查办力度，全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8万多件，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2600多人，其中县级以下占总量的84%多。2003年，全国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部门，共受理案件线索55333件，初查48101件，立案侦查31953件，其中查办县以上干部2390人，其他为乡镇以下的干部。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41亿余元。2003年共立案侦查渎职侵权案件7600多件。其中查办县处级以上干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要案230多人，查办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包庇放纵犯罪案件7100多人。以上三组统计数据中，其中大要案立案数明显高于2002年。因此在乡镇设立人民检察院，加强法律监督确实必要，因为基层有法不依的情况相对比上层更要严重一些。这一方面有利于防止和约束司法腐败；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对乡镇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立案侦察、提起诉讼又是其监督执法的重要表现，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犯罪，不仅是违反刑法的表现，而且更重要的是弄权渎职、扰乱严格执法的政治腐败现象。当然这样增加机构，会要适当的增加人员和财政开支，但我以为可以从精简行政机构人员和压缩司法上层编制来充实基层等办法加以解决。以为乡镇司法机构的调整与改革要抓住在乡镇（城市街道办事处）建立人民法院为中心，公安和人民检察院为两翼的司法机关。如果把司法比作大鹏，有了人民法院这一躯体，缺少公安和人民检察院这两只坚硬的两翼，这只大鹏也飞不起来。所以在乡镇增设派出所，人民检察员是非常必要的。
三、加强乡镇人大建设增强人大职能，进一步提高基层人大的领导和监督力度。在我国一切国家权力机关都受人大领导和监督，在实际生活中由于人大的领导乏力，人大的监督形式的非经常性、非具体性和非同步性，极易导致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专断和膨胀。特别是现在乡镇由于机构的不建全，人大的领导和监督更流于形式，更容易导致行政权和审判权的专断和膨胀。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强司法建设的同时要加强人大的建设。乡镇人大的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稳定乡镇人大的“主席团”成员，改变乡镇人大会后，只由常务主席一人办公的情况，改为乡镇人大“主席团”一起办公。由于乡镇人大代表多来自生产第一线，多半是兼职代表（即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内既从事一定的代表工作，又不脱产生产或工作岗位）。试问；为生产和工作而忙碌奔波的人大代表，如何去尽心尽责完成人民的使命？所以，我认为必须给“主席团”中的人大代表一定的经济补贴，使他们变成“专职代表”（即不参加生产或工作而纯粹以代表为职业的代表）在任期内能够安心于人大工作，便于乡镇人大对本级政府和其他机关的监督，此外“主席团”的成员也不多，控制在十人左右，财政开支也不大。
（二）、提高乡镇人大的“主席团”成员的参政议政的能力。主席团成员是乡镇人大的核心，他们的参政议政能力的如何将间接的关系到基层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法律和法规的培训学习，增强他们的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能力，使他们有了一定的法律素养，树立起依法办事的观念。做到依法对行政、司法机关等的监督，确实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有利于我国法律在乡镇的宣传和普及，使人大代表成为法律工作的派头兵。并根据当地情况，根除陈规陋习，进行社会主义风尚的宣传，落实有关事宜，直至在法律许可范围内解决和处理一些问题。
（三）、修改《浙江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中关于乡镇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本级人民政府提名，报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任命的产生的办法。改为乡镇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乡镇“主席团”成员提名产生，报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任命的产生的办法。乡镇人大的“主席团”直接受县一级人大常委会领导，这样不但使县一级人大常委会，直接掌握基层情况，有实际的权力，而且有利于加强基层权力机关对同级政府、司法机关的实质性的领导和监督，抓好法制建设。同时协调乡镇的人民法院、公安派处所（警区）、人民检察院等之间的关系，监督和检查它们的工作，落实责任制。
四、加强人民群众的自治组织的建设。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在城镇设立居民委员会，在农村设立村民委员会。居委会、村委会内设治保、调解两个委员会，负责治安保卫、人民调解工作。治安保卫和人民调解虽属群众自治组织，但宪法赋予它们法律地位，也属司法体系。目前这两个组织存在流于形式的情况，因此，必须严格按照治保条例和调解条例办事，特别在农村要防止这些组织掌握在家族手中，成为“族权”，要使治安、调解组织负责人身体力行、办事公正，不徇私情。除了要加强对这些组织的法律学习外，还进行必要的思想整顿和业务训练，做到报酬落实，任务落实，加强领导，发挥其组织作用。如与调整和改革后的乡镇政权的权力有重叠，视地方的实际情况给予适当增减。
随着我国在经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深入，必然会引起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变化，当然对于社会矛盾各种消极因素的产物——违法和犯罪现象，也会有某些新的变化，作为社会防范的法规法律，也会做相应的变化，而作为社会防治违法犯罪体系——社会控制体系的结构也必然要作相应的变革，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以利于防治犯罪的产生，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在乡镇机构中实行调整和改革，使乡镇人大“主席团”、政府、人民法庭、公安派出所、检察院、治保、调解委员会等并存，实行交叉的方式来解决基层人民群众中有碍治安的问题，使乡镇机关不但有条的分工，而且有块的综合，改变过去只有纵的联系，而无横的联系情况，并增加“条”的密度和强度。这仅仅是一种的不成熟地设想和理论探索，是否适当是可以试行和讨论的。究竟如何对乡镇机构进行调整和改革，当然还有待实践来回答。但我相信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立法的不断完善，我国的乡镇机构的调整和改革必将会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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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取保候审的完善
??由河北李志平冤案引发的思考

许建添



一.问题的提出

　　最近媒体关注的河北无辜农民李志平成杀人犯蒙冤23年终得昭雪一案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1]。1983年，李志平莫名其妙地成了一名故意杀人犯罪嫌疑人，被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两次判处死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两次发回重审，并将案件定为错案。李志平度过了7年的看守所生活，后又被取保候审长达16年，并且这起“错案”一拖就是23年，直到今年7月7日他才彻底获得自由。本案凸现出我国的司法制度缺乏纠错机制，在刑事诉讼中欠缺存疑处理机制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反映出对犯罪嫌疑人程序权利的漠视。但引发笔者深入思考的是本案的取保候审：在我国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取保候审期限最长不能超过12个月的情况下，本案的取保候审却可长达16年，时间跨度经历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及96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两部刑事诉讼法施行期间！因此，本文对其中问题作些粗浅分析，以期对避免今后类似冤案的再次发生及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有所裨益。

二、 本案取保候审超期的原因分析

　　从李志平案发生的时间来看是在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实施的期间，在此部刑事诉讼里对取保候审并没有规定期限，在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以后才规定取保候审最长不能超过12个月。因此在83年到96年新刑事诉讼法修订的期间，其取保候审并没有违反法律规定。但是，根据“有利溯及”原则，在新刑事诉讼法施行以后就应当按照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取保候审的最长期限不能超过12个月，应当撤销对李志平的取保候审。而本案中取保候审则直到今年才得以撤销。是何原因？

（一）表层原因：关于取保候审期满“解除”的规定存在漏洞

1、缺乏“自动失效”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58条第2款规定：“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侦查、起诉和审理。对于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限届满的，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人和有关单位。”这一款包含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发现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另一种是取保候审期限届满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应当及时解除并及时通知被取保候审人和有关单位。《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刑诉规则》）第58条规定：“取保候审期限届满或者发现不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的，应当及时解除或者撤销取保候审。”但《刑诉规则》第59条同时又规定：“解除或者撤销取保候审，应当由办案人员提出意见，部门负责人审核，检察长决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93条规定：“需要解除取保候审的，由原决定机关制作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通知书，送达执行机关。”也就是说， 取保候审期限届满需要解除取保候审的，必须经过一个“解除程序”，否则取保候审就继续执行。笔者认为，此规定存在漏洞。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经常在取保候审的期限届满后仍不予解除，被取保候审人就依然处于被强制的状态，不能恢复人身自由，这就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即是鲜明的例子。法律既然规定了取保候审的期限，在期限届满后，如果被取保候审人没有违反取保候审的规定，不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原执行的取保候审就应该自动失效，而我国却还需要经过一个“解除程序”才能解除已经超过法定期限的取保候审。

2、被取保候审人救济途径狭窄

　　我国法律或司法解释对被取保候审人的救济途径的规定并不多。《刑事诉讼法》第7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强制措施。”《刑诉规则》第6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认为取保候审超过法定期限，向人民检察院提出解除取保候审要求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7日以内审查决定。经审查认为超过法定期限的，经检察长批准后，解除取保候审；经审查未超过法定期限的，书面答复申请人。”此外，《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35条也有类似规定。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被取保候审人认为取保候审超过法定期限的只能向作出取保候审的机关提出解除请求，而是否解除则由受申请的机关决定。如果严格依照这些规定实施的话，超期取保候审也是有可能及时得到解除的。而从媒体的报道看，李志平从来没有停止过申诉，但超期取保候审却仍未被解除。原因在于我国规定的救济方式行政色彩浓厚，而不属于司法救济模式，即程序性裁判的阙如。在取保候审的整个过程中，公、检、法起单方面的作用，犯罪嫌疑人除提出请求外，不能起任何作用，也没有规定复议、复核的权利，更没有上诉权。反映在超期取候审方面就是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无法向中立的第三方请求救济，是否取消取保候审仍由当初作出取保候审决定的机关，决定不公开进行，而且对作出的否定决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任何救济途径了，而且还不被告知决定的理由和依据。

3、程序性违法的制裁措施缺失

　　之所以出现取保候审超期的现象，原因不仅在于“自动失效”制度的缺失与被取保候审人救济途径的狭窄，而且还在于对“公检法三机关”违反我国法律取保候审相关规定的行为没有确立任何消极性法律后果。毕竟，取保候审的期限越长，“三机关”就越能赢得必要的办案便利。[2]法律虽然规定被取保候审人的法律救济保障措施却没有规定相关机关违反该程序的法律后果,则使犯罪嫌疑人仅有的一点程序性权利亦被剥夺殆尽。“按照‘公检法三机关’具有天然违法动力的原则，这些机构本来就有不受法律程序控制的动机，而在刑事诉讼法对其权力控制不力的情况下，这种违反法律程序的愿望将变得越来越大，机会也将变得越来越多，程序性违法的成本也将变得越来越小。”[3]

（二）深层原因：取保候审定位偏颇

　　如果说，关于取保候审期满“解除”的规定存在漏洞是造成李志平被取保候审长达16年的原因的话，那么我国法律对取保候审的定位偏颇则是其根本原因。

　　保释在外国刑事诉讼中被普遍采用，它是指被羁押待侦查、审判的人提供担保，并履行必要的手段后获释放的制度。保释制度在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利，保证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以及减少关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费用方而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英国、日木等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单行法或刑事诉讼法典中对保释制度作了较为系统的规定。如英国，保释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由于保释权的行使会影响其它一系列司法权利的行使,因此,保释权成为受刑事追究的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基础性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保释具有普遍性(各个诉讼阶段,即从被告人受到羁押起,直至被定罪判刑后决定提出上诉等都存在保释的问题),而且立法在保释的概念上并没有给予更多的限制。另外得一提的是，决定或撤销保释的决定，大都由法官作出。法官依据法律规定或自由裁量权对被拘禁者作出是否适用保释的决定时，通常会受到严格的司法审查。同时，法律还赋予检察官和被告人对法官保释决定、解除的申请复议与上诉权，使保释制度在体制上更加完备，有助于保护犯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权利，防止法官滥用职权行为的发生。

　　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我国立法首先是将取保候审定位为保障国家权力行使，有效追诉犯罪的强制措施之一，刑事诉讼法在总则第一编第六章中规定了由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组成的强制措施体系，具有完整性、层次性以及适用条件明确性特征。在理论上，“取保候审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未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防止其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责令其提出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并出具保证书，保证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4]（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但在另一方面，立法似乎又将取保候审界定为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虽然出现在“强制措施”一章中，但使用“有权”一词似乎又承认取保候审是被追诉人的一项诉讼权利。[5]笔者认为，立法并未承认取保候审是被追诉人的一项诉讼权利，而是“为了有效地同犯罪作斗争，保证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的一项强制方法，仍是一种强制措施。虽然使用“有权”一词，但如果取保候审是一种权利的话，一方面前面又将取保候审规定在强制措施里面，既是强制措施，其功能在于保证刑事追诉活动顺利进行而没有考虑到“保障人权”这一刑事诉讼法的另一目的，另一方面既为权利却没有规定任何救济途径，说明其本身并不是权利，因为“无救济即无权利”。因此，认为取保候审是“权利”并没有依据。

　　正是因为把取保候审定位为“打击犯罪，保证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一个工具，尽管被取保候审人未被羁押，但要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人身自由仍受一定限制，如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既然取保候审属于追诉活动工具，其实施、解除程序行政化便不难理解。同时，既不是权利，又何来对取保候审的“权利”规定救济途径一说？

三、改进取保候审制度

　　对取保候审制度的改革，早有学者提出不少建议，比较多见的即是借鉴外国的保释制度对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进行改革。但笔者认为，保释制度的基础在于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而在我国并未确立无罪推定制度，从取保候审适用条件看也存在“有罪推定”。[6]如果建立取保候审制度改革成保释制度当然是理想之选，但在相关配套措施出台之前这一改革是无法在我国“生根发芽”的。鉴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在今后应当着手对取保候审作以下几个方面的改进：

（一）实行取保候审期限届满自动失效制度

　　法律既然规定了取保候审的期限，在期限届满后，如果被取保候审人没有违反取保候审的规定，不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原已执行的取保候审就应该自动失效。因此，应当完善我国取保候审解除的规定，建立取保候审期限届满自动失效制度。立法应当规定取保候审期限届满后，如果被取保候审人不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无须原决定机关“解除”即应自动失效，使当事人依法及时地恢复其人身自由。杜绝在取保候审期限届满后，原决定机关迟迟不予解除，而使当事人长期处于限制人身自由的状况。

（二）完善被取保候审人的救济途径

　　现行法律规定的救济途径太少，可以考虑更多的救济途径。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认为取保候审超过法定期限，除了有权向决定机关要求解除取保候审之外，还有权要求作出决定的机关告知决定的理由和依据。理想的救济模式应当是诉讼化的，即存在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接受被取保候审人的申请。但这样的救济模式前提是必须以整个程序构造诉讼化为前提，这一前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可能无法实在。在诉讼化的前提缺失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可以考虑设立类似于诉讼化的听证程序，由决定机关举行听证，被取保候审人可以聘请律师为其辩护，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知晓决定形成的过程，影响决定的形成。